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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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北征，第一、二兩次用兵均達五十萬，第四次三十萬，其他兩次亦在數十萬之數。為了供給這樣龐大的軍隊，幾乎需要動員全國的力量。以永樂二十二年北征為例，為供軍餉，天下府庫，搜尋殆遍，“查勘兩京及天下庫府藏遞年出納之數”，“點勘南京並直隸衛府州系食糧遞年出納之數”，令督山西、山東、河南三布政司，直隸、應天、鎮江、廬州、淮安、順天、保定、順德、廣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間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車，丁壯挽運　。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永樂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東、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　。由於道路險遠，地凍天寒，不少民夫在運糧中凍傷手足或疾病而死　。

朱棣好大喜功，徵安南，下西洋，營建北京宮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親征，國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憊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後不斷有人對永樂弊政提出批評。範濟謁闕上書，希望“毋以征討夷狄為意，毋以忿忿不平為念。棄沙漠不毛之地，憫華夏禮義之民。俾婦不霜，老不獨，盡力于田蠶，貢賦於上國。邊塞無傷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　。朱棣一死，他們把壓在心底的話一下抖了出來。

民間對朱棣的黷武，也表現出種種不滿。明朝政府是獎勵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賦。因而明廷對“一產三男”之家給予格外優待。但是，永樂時期，由於兵役不止，勞作不休，民間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師愚民有厭多男子，生則棄之不育者。”　這是多麼悲慘的現象。唐人哀嘆：“信是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殆與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頌朱棣武功相反，一些邊塞詩反映出民間厭惡戰爭的情緒：“曾逐嫖姚出漢關，故鄉寧負老來還！到家莫恨無金印，數畝青山夢亦閒。”“無家亦歸去，勝作異鄉塵。”“多少還家夢，中原有弟兄。”

明朝軍隊總數，洪武時期為一百五十萬到一百七十萬人，到永樂時期膨脹到三百一十萬人之多　。洪武時王淑英上疏，已哀嘆兵過多，造成“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　，永樂時軍費負擔可想而知。龐大的軍事開支和無止境的揮霍，都來源於軍民的血汗。以屯軍而論，宣德初年龔翊上言說，“官軍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費及本力外，抵官數常恐不足，已週歲月糧，夫復何望？忽遇欠歲，尤更狼狽，是以凍餒交迫。強者取於觸法為非，弱者甘為溝瘠以死”　。以民間而論，永樂二十年八月戶部尚書郭資言：“天下郡縣所上永樂十七至十九年實徵之數，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　洪熙元年四川雙流知縣孔諒言，“貢賦應納稅糧外，復有買辦、採辦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攪納，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重為民害”。　百姓由於軍費而造成的沉重負擔是極為嚴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眾多大臣如方賓、夏原吉的激烈反對。另外，朱棣的頻年出師也遭到了鄰邦的批評和恥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訊息傳到朝鮮，其君臣有如下這樣一段對話：

廷顯啟於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親征韃靼，抄諸路軍，諸路城子，男無餘丁，老弱婦女亦不得出於城外。禁兵侍衛而立食，外卒牽車而轉輸。”

上問：“達達先來侵歟？帝欲先往徵乎？”

廷顯言：“達達之來侵，臣等未之聞也。但聞沂國公率禁兵見敗於賊，故帝欲雪其恥，將往徵之。”

上曰：“彼來侵我，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我先勞民而往徵於窮荒之地，可乎？不勝則為天下笑矣。”

十、內遷大寧都司——始料未及的遺患

朱棣奪取皇位對明朝政治的影響是深刻的，它同時也給明朝的北部邊防留下隱患。為了奪取和鞏固皇權，朱棣藉助邊防力量，使之調頭向南，塞王的內遷、北京的經營都是為著鞏固統治和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朱棣的地位鞏固了，北部邊防卻空虛了。隨著國內秩序的穩定，朱棣把重點轉移到控制四夷的宏偉事業上來，為的是做一個超邁千古的蓋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北部邊防困擾了明朝近兩百年。

明朝弘治年間的兵部尚書馬文升說：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後，以西北邊境與胡虜密邇，慮為邊患，故於甘州設立陝西行都司，寧夏設立五衛所，大同設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設立萬金都司，古營州設立大寧都司，於遼東古襄平設立遼東都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