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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早在正式遷都之前便開始在北京營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將都城遷到北京是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這時朱棣的統治地位早已十分鞏固了,如果說還有反抗勢力的話,也已經無足輕重了。在這個時候朱棣為什麼還要堅持遷都呢?除了前面所講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遷都已成為既定國策外,人們常常提到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認為北京足以發揮前線指揮中心的作用,其實還是把北京作為抵禦蒙古的基地來看的。如果認為遷都的原因是如此簡單,那還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說“烏足達英雄之略”!

在沒有得到皇位時要奪取皇位,在奪取皇位之後要鞏固皇位,在皇位鞏固後還要向外發展,朱棣的雄心或稱為野心是逐步升級的。他最終的英雄之略在哪裡?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僅僅遷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動都是為了這一個總目的。

明朝從朱元璋開始,便承認元朝在歷代皇朝系統中的正統地位。他曾多次說過自己曾經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過元朝的恩養。他認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為有德,因而在他對歷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於元末,長於明初,大元帝國的盛世必然為之習聞習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孫們正是在這裡君臨天下的。對於朱棣來說,這是一個每日可見的令人神往的榜樣。朱棣正是要追隨他們的足跡,建立一個像大元帝國那樣的與世無敵的龐大帝國。如果說都城遷於北京有利於征服蒙古,那麼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將寧王、谷王、遼王內遷,將山西行都司、大寧行都司的諸衛所內遷,並不是甘於北方疆域的內縮,而是對北方很放心,認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僅有韃靼、瓦剌、兀良哈,還要控制東北、西北的廣大地區。他在東北設立如努爾幹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視,在西北,他不斷派出陳誠、李達出使西域,設立哈密衛,這不只是為了“斷匈奴之左臂”,以包圍蒙古,也是為了直接控制這些地區。因而,當近在眼前的韃靼、瓦剌竟然頑梗不臣的時候,他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發動大規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後已。與此同時,永樂三年派鄭和下西洋,永樂四年征服安南,郡縣其地,簡直是東南西北全線出擊。《明史》坤城傳說:“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屈。”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 ,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為大元帝國的首都將近百年。歷史上中原政權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困擾的局面,到元朝徹底結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個真正的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國家。它是我國古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階段。朱棣希望繼元朝之後做一個華夷一體四海混一的帝國的君主,但是朱棣失敗了,因而也沒有能使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繼續發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於他的蒙古政策失敗了,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傷心的事。雖然他對蒙古貴族實行了一些懷柔政策,如任用韃官,封蒙古貴族為王等等,但他並沒有改變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語、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韃官等等對蒙古的歧視政策,沒有建立起一個蒙古與內地經濟文化交流和聯絡的切實而有效的渠道。他在軍事上實行的在邊境地區的放火燒荒、禁止耕牧、防秋巡邊的做法,對邊境貿易施加種種限制的做法,特別是他親自率領的五次大規模親征,不僅沒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區與內地相互隔絕了。本來,在元朝時長城內外已經踏上了同軌發展的道路,到現在又相互脫節了。這也就是整個明朝蒙古問題一直難於解決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舉控制蒙古地區的,結果,他的失敗反倒使寧王、谷王內遷等等所造成的北邊空虛成為難以克服的問題留於後世。他以北京為中心控制天下的構想,更隨著永樂末年以後的朝政腐敗而落了空。北邊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棄,使北京成了邊防前線,造成了“天子守邊”的局面。塞上一有風吹草動,便舉朝惶惶不寧。正統己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變,無不危及京師,幾傾社稷。當然,有些問題應當由後代負責,不能完全推給朱棣。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不僅僅是因為蒙古貴族興起於漠北,或者為了方便而簡單地承遼金之舊,它實在可以看做是推動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發展的一個重大步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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