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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縱兵焚掠,部分皇家宮殿與官府建築化為灰燼,3萬人被屠殺,使得飢餓不堪的民眾們,再次重演了人吃人的慘劇;同年秋天,漢兵圍長安,晉南陽王投降,戰後饑荒,百姓活下來的只有百分之一二。
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夏季,劉曜被晉軍攻擊兵敗後,強行擄掠長安8萬人口逃回平陽(現山西平陽);這年冬,劉曜被晉將所敗,被殺者屍體堆積數百里,整個山頭都被血染成紅色。
晉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劉曜圍困長安,城內發生大饑荒,據說米與鬥金同價。讓我們感到沉重的是,人吃人的慘劇再次發生,結果是大部分人因飢餓而死去!
西晉與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持續了7年,但殘酷的戰爭仍然沒有停止的跡象。漢人的政權被打到了江南,北方的“五胡”又開始在這塊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甩開膀子相互廝殺起來。這一場場發生在胡人之間,沒有規則可言的戰爭,在中國北方足足持續了70多年的時間。他們之間的關係,完全可以用“民族恨”、“階級仇”來形容,這就是被史家們稱作“十六國”的時期,歷史更是雜亂難述。但有一點是可信的:這一時段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之一。人命被視為草芥,殺人屠城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70年後,滿目瘡痍的北方國土,才逐漸被鮮卑人統一起來,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北魏帝國,對此我們不再贅述。
悲慘世界中的呻吟(3)
此時南方的東晉帝國和它後繼的4個朝代,也有很多令人不快的殺人記錄。梁武帝後期,侯景叛亂也造成了空前的人禍災難。公元548年,侯景攻入建康。他進城後釋出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告訴他的將領們,要殺個乾淨,好讓天下人知道他的威名。他的軍隊進城後,將金銀財寶搶劫一空,並將藏書、文物焚燒殆盡,一時間,米價高至七八萬錢一升。據說,朝廷的官員們由於捱餓,面部瘦得像尖嘴的鳥一樣,他們身穿綾羅綢緞,抱著一箱箱當年搜刮來的金銀,伏在床邊等死。全城被餓死的人超過14萬。
此外,侯景所部佔據三吳時,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們還大量擄掠人口,販賣到北方充當奴隸,以換取銀兩。
公元550年,侯景部下在廣陵,將8000名俘虜的下半身埋入地下,任騎兵用弓箭射殺以取樂。廣陵城被他們這麼一折騰,即刻變成一座空城。
以上發生在這一時段的戰亂,已經足以在幾代中國人的心靈播下陰霾的種子,迫使這一時期的中國人,深刻地體會到生命與世事的無常。這種感受,不僅停留在那些被迫交出生存權的下層百姓中,即便是那些掌握了生殺大權、馳騁在政治舞臺上的風雲人物們,也同樣患有這類精神“焦慮症”。
曹操作為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詩作中同樣充滿了這種情緒: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①
心常嘆怨,慼慼多悲。②
神龜雖壽,猷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③
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④
作為當時最有權勢的帝國二把手,曹操生殺大權的實施範圍,甚至涵蓋他的頂頭上司——漢帝國的皇帝。但對於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尚且“憂思難忘”,借酒解憂。被他欺凌得可憐巴巴的漢獻帝,不知該做何感想?更不用說那些被他大肆屠殺的人們了。
相對而言,那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時時痛念那些因戰亂、天災而暴死的親人,祈求他們的靈魂能夠得到安寧,更希望那些冤魂不要來打擾自己的生活,將他們不幸的陰影投射到自己和後代身上。他們更想求得自身的幸福和躲避悲慘的命運,這種願望,在長期大戰及連年的災害之後顯得更加強烈。
傳統的“方術”,在這方面滿足了一部分大眾的需求。從前面介紹的那些傳統“方術”中,我們不難看出,它們具有安慰、救濟死者靈魂、驅鬼降魔、預測生者未來、求得現世幸福等功效。其中“巫蠱”之術,還能滿足弱勢群體以弱勝強的心理需求。傳入不久的佛教,在此時雖然還沒有太多的理論成分,尚混同於“方術”,但其思想當中,顯露出特有的慈悲、平等精神,已備受中國人的喜愛。因為“方術”背後,沒有同情與關愛,它像一種單純的“技巧”,不管你是什麼人,想求得什麼利益,只要你參加祭祀,按照方士們提供的程式去做,“鬼神”都會幫助你。神秘的背後,似乎只是接受了祭祀的“神鬼”們例行公事地完成義務——這很符合中國人送禮、走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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