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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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再是半掩在事件下的實體，而是一個人在應付這些外部事件時得隨時改變以適應形勢的手段。目前的形勢教會了我們一種用來掩飾自己真相的官樣偽裝，也告訴我們用什麼方式、在什麼場合露面；我們的文化本身就規定了我們應該相信自己是什麼樣的實體，

好以這種方式表現一點什麼東西。

難怪，身分危機是引起現代神經緊張、失調的一個主要原因，也難怪城市中產階級渴求回到過去那種單純的生活方式中去。

隨著各種文化超結構的蔓延擴大，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卻常常對它的真正意義感到茫然。馬文·哈里斯在《食人者與王者》一書中舉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例子，說明長期缺少肉食會怎樣影響宗教信仰，古代的狩獵－採集民族每天都有生命危險，環境隨時變得險惡，致使他們的人口稀少，但他們至少在飲食中還有相對說來較高比例的鮮肉。正如我前面說過，早期的人類有著特殊的生態地位：他們是非洲平原上吃肉的靈長類。經過冰河期，他們擴散到歐、亞、澳大利亞和新大陸，仍然帶有這種特性。當農業的發展使人口密度增加時，獵物的數量再也不能保證充分的鮮肉供應了，所以，後來的文明社會或者家養動物，或者減少肉食供應，但無論怎樣，食肉還是人的一種基本的飲食衝動，只是根據社會進化的特殊環境條件的不同而產生各種各樣的文化後果。

古代的墨西哥，象多數新大陸熱帶森林地區一樣，缺少亞、非大陸上眾多的大型獵物。不僅如此，阿茲臺克人和其他新大陸民族雖然建立了發達的文明，卻沒有把馴養動物作為有效的肉食來源，隨著墨西哥各地人口的增加，阿茲臺克人的統治階層還能享受到狗肉、山雞肉、野鴨、鹿、免和魚等佳餚。但平民百姓根本吃不到肉食，他們有時只得從德克斯科湖面上撈取藻類來吃，這種缺肉食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吃掉用來祭神的活人而得以緩解，當西班牙征服者科特斯進入墨西哥谷地時，一年中有1萬5千人被吃掉，歐洲入侵者們還發現，10萬個人頭蓋骨整齊地掛在著科特蘭空場上，另外還有13萬6千個頭蓋骨掛在特羅奇帝蘭廣場上。土著的宗教人士說，用人作祭是天神許可的。他們用精心的儀式使其神聖化，這種儀式在專門為此修建的白色祭壇（上面立有許多神象）上面進行。這種官冕堂皇的把戲卻並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犧牲者的心臟一旦被挖出，屍體馬上就被按部就班地肢解、分配、吃掉，象分食獵物一樣，有資格加入這種人肉宴席的成員包括：阿茲臺克貴族、貴族的隨從，以及士兵，換言之，是最有政治權勢的那些人。

古印度最初的食物營養狀況比墨西哥好，但後來隨著肉食的稀少，她的文明也發生了雖然與古墨西哥不同但同樣深刻的變化，早期浸入恆河平原的雅利安人獨佔了牛、羊、馬、野牛等肉食，到了晚期維狄克和早期印度時代，約公元前1000年，肉食為婆羅門僧侶階層所獨佔。婆羅門舉行祭殺動物的儀式，並以唯利安酋領和軍官的名義分配這些肉食．在公元前600年以後，人口更多，相對說來家畜數量更少，對肉食的限制變得更嚴格，最後，只有婆羅門和他們的後臺人物能享受到肉食。一般人竭盡全力豢養牲畜，以滿足對奶的最低要求，牲畜糞便是燃料，牲畜宰殺前是運輸工具。在這危機期間，出現了宗教改良運動，最突出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改良運動的目的是取消等級制，取消宗教職務的世襲，廢除屠殺牲畜的習慣，群眾支援這一新的宗教，最後，由於大眾的強有力的支援，牛被列為神聖的動物。

這似乎是說，歷史上某些最奇特的宗教習慣，是直接由過去的肉食習慣造成的，文化人類學家們愛強調宗教的演變有多種不同的途徑和分支，但是，這些途徑實際上數量有限，甚至可能並不多，如果我們對人性和生態有足夠的認識，甚至還可能計算這些途徑的數目並對每一種文化中宗教演變的方向作出有力的解釋。

我認為，人性中那些單純的東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雜燴，並且在過度發展以後形成了當代人類的社會行為，其中，某些細節方面的特點，如照料幼小、區分親屬關係等，還沒有太大的改變，還看得出它們冰河期的根源。但另外一些結果，比如宗教和階級結構，則是一些巨大的變形，我們只有結合人類學和歷史學來對它們進行研究，才有希望追溯它們的整個文化發展史，找出它們狩獵－採集時代的本源，不過，要不了多久，即使是這樣一些演變過程，也會成為與生物學結合的統計描述的物件。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義的過度膨脹的部分，是人對知識的收集與分享，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