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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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備蔣介石的吞併之外，他還有數百公里的“邊防”要守，因為他的地盤與共產黨紅色蘇區幾近接壤。

當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時，陳濟棠被任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副總司令兼贛粵閩湘鄂南路軍總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應喜出望外，但是陳濟棠卻格外憂慮。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粵軍出兵與紅軍作戰，結果遭到紅軍的伏擊，一下子損失了兩個營，這令陳濟棠心都疼了。在這個時局日益動盪不安的年份，陳濟棠深陷於蔣介石與共產黨政治對抗的夾縫中，他覺得必須為自己的生存安全尋找出一種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遲緩——這是陳濟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現紅色根據地起，蔣介石年年要求他沿著共產黨蘇區的邊界修築碉堡封鎖線，但是直到中央紅軍出走江西，他管轄的南部碉堡封鎖線仍舊沒有修築完畢。而對蔣介石讓他出兵參加“圍剿”作戰的命令，他採取的是口頭堅決執行的辦法。至於具體怎麼打，他給粵軍下達的作戰原則是：修碉堡，守陣地，決不主動進攻；即使發生了戰鬥，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損失。部隊每天的前進行程絕不能超過二十公里。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駐守福建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發動兵變，公開宣佈在福州成立政府與蔣介石決裂。蔣介石急調十五個嫡系師分兵三路合圍福建。兩個月後兵變平息，蔣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隊李玉堂部等自此陳兵閩西南。 閩西南與廣東交界，國民黨中央軍得以直接威懾陳濟棠的廣東了。在這種局勢下，當蔣介石再次催促粵軍向共產黨蘇區出兵時，陳濟棠的生存危機感就更加強烈了。於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隊向蘇區進犯，對扼守蘇區南大門的筠門嶺做出進攻的態勢；另一方面，卻派出心腹參謀秘密去筠門嶺，試圖私下與紅軍達成“和平共處”的協定。

陳濟棠本沒指望這種臨陣談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發現，當粵軍部隊開始進攻的時候，筠門嶺一線的紅軍主動放棄了陣地。佔領了筠門嶺的粵軍對自己的“戰果”狠狠吹噓了一陣，蔣介石在“通令嘉獎”的同時賞給粵軍官兵五萬大洋。但是，當陳濟棠站在筠門嶺上向北看去的時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自己不是時刻擔心蔣介石的中央軍會開進廣東嗎？而中央軍要想進入廣東只能從北面來，那麼，在自己與蔣介石之間存在著的共產黨紅軍，正好是蔣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軍進入廣東的屏障。筠門嶺一戰，紅軍並非沒有戰鬥能力卻主動放棄了陣地，這表明紅軍並不想和自己的粵軍過不去。陳濟棠仔細一一想來，這麼多年，蔣介石頻繁調兵前來“圍剿”共產黨蘇區，兵力部署永遠採取大軍自北向南齊進的戰術，這難道沒有一點想把紅軍趕入廣東的意思嗎？一旦真成這樣，自己與紅軍不想拼也得拼，而蔣介石的中央軍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進入自己的地盤。到那個時候，自己苦心經營了八年的廣東算是完了。陳濟棠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紅軍不能垮，最好永遠在。如果紅軍承諾不侵佔自己的地盤，自己就和紅軍一直和平共處，為此在物資上接濟紅軍都可以——不就是鹽巴和彈藥嗎？

中央紅軍大規模軍事轉移前夕，陳濟棠派來的代表秘密進入了蘇區，帶走了一封朱德的親筆信。朱德在給陳濟棠的信中除了陳述了“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道理外，更重要的是用毫不掩飾的措辭指出了紅軍與粵軍應該協同作戰以消滅蔣介石的軍隊，朱德在信的最後特別強調：“為順暢通訊聯絡，務望約定專門密碼、無線電呼號波長，且可接通會昌、門嶺之電話。”——處於被國民黨大軍“圍剿”中的紅軍總司令與實施“圍剿”的敵軍南路軍總司令就要互通“密碼”與“波長”了，這是發誓要徹底“剿滅赤匪”否則就“捨命疆場”的蔣介石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德寫這封信的時候，中央蘇區所面臨的軍事形勢十分嚴峻，軍事決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規模軍事轉移的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朱德宣稱全國的紅軍正準備向蔣介石全面開戰，必求與國民黨軍主力部隊“決戰而殲滅之”；同時建議粵軍兵分兩路傾巢出動，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搗衡陽”，襲擊蔣介石在福建與長沙的嫡系部隊——這樣的協同作戰計劃無論如何是不切實際的，最合理的解釋是：中央紅軍試圖利用這些說辭將粵軍調開從而乘機衝出重圍。

陳濟棠見多識廣，老謀深算。對於朱德的這封信，他看進去的只是“談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於其餘的，他和了解蔣介石一樣也瞭解共產黨人。此刻，關於陳濟棠是否預感到中央紅軍即將突圍，並且已經選擇了他的防線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當蔣介石的中央軍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