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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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業的變化更富有戲劇性——1960—1984年期間，日本汽車在國際市場上所佔的比例從1％上升到23％——結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車和卡車都是數以百萬計。日本鍥而不捨、咄咄逼人，產品從低技術向高技術邁進：計算機、電信、航天、機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這種鍥而不捨、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貿易順差增加，成為金融和工業的巨人，它在世界生產和市場中所佔的比重也隨之擴大。1952年，當盟軍結束軍事佔領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比英國或法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的1/3略高一點。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相當於英、法兩國的總和以及美國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日本在世界製造業生產和國民經濟總產值中所佔的比例，從大約2～3％上升到約10％，並且從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蘇聯在1928年之後的若干年裡曾達到過類似的增長速度，但日本卻來得更加輕鬆自如，既有更廣泛的基礎，也更加令人矚目。

兩極世界的穩定與變革（29）

與日本相比，其他各個大國的經濟發展顯得緩慢。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誕生之後，開始顯示了它的威力，當時只有極少數的觀察家沒有認真看待它。這部分地反映了傳統上對於所謂“黃禍”的憂慮，因為，這個東方巨人一旦組織起全國的八億人口，在國際事務中顯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從誕生之日起在同列強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說敢作敢為的）作用，儘管也許這是由於它感到自己被包圍而做出的一種神經質的反應。它同美國在朝鮮和金門、馬祖的衝突；它進駐西藏；它同印度進行的邊境衝突；它憤然同蘇聯決裂，並在有爭議的邊境地區進行軍事交鋒；它同越南進行流血的反擊作戰；它在批判西方帝國主義和“蘇聯霸權主義”以及促進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方面，通常使用一種好戰的宣傳調子（特別是在毛澤東時期），所有這些使它在世界事務中樹立了一個比言行謹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為重要、更難以預測的形象。僅僅從中國擁有世界1/4的人口這一點說，其政治傾向如何，就必須予以認真的對待。

但是，如果用嚴格的經濟學標準衡量，中國似乎又是典型的經濟落後國家。比如說，1953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比例僅有，其工業潛力僅相當於英國1900年的71％！中國的人口每年以數以千萬計的高速度增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的農民，其人均產值低得可怕，上繳國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受到過許多幹擾：軍閥混戰、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內戰等等，直到1949年才告結束，農民才從地主的手中奪回了土地。然而，中國經濟的前途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中國過去就擁有公路、輕型鐵路等基礎設施，它的紡織業很有潛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為企業活動的中心，特別是滿洲地區20世紀30年代曾被日本開發過。中國的工業要想騰飛，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長期的安定和鉅額的投資。在20世紀50年代，由於有共產黨執政和蘇聯的援助，上述兩個條件在某種意義上是具備了。1953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仿效斯大林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增加鋼、鐵、煤產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業生產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無論是從國內籌集到的還是從蘇聯借來的資金，都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後來中蘇關係破裂，蘇聯突然終止了對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援助。此外，毛澤東錯誤的決策：鼓勵開辦鄉村鋼鐵廠以求取“大躍進”，發動“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術專家、專業管理人員和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受盡凌辱）等等，極大地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還有，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實行敵對性的外交政策，與幾乎所有的鄰國發生過軍事衝突，這意味著其有限的財力相當一部分必須用於軍事開支。

當然，就經濟而論，這一時期並非一無是處。它至少強調鄉村地區的重要性，促進了小型工業的發展，改善了農業技術，給鄉村帶來了基本的醫療和社會保障。但是，中國只有進一步改善基礎設施和實行工業現代化，並進行長期的投資——這些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休養生息和同美、日等發達國家增加貿易——才能使國民生產獲得重大提高。中國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貴重金屬礦產一樣，正在被迅速開發。到1980年，中國的鋼產量達3　700萬噸，大大超過英國或法國，其現代能源消耗相當於歐洲任何一個主要國家能耗的兩倍。同年，中國在世界製造業中所佔的比重也上升（從1973年的）到5％，接近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