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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傳國玉璽、嘛哈噶喇金佛漸漸演變成了權利的象徵,掌握蒙古大權就必須擁有這兩樣東西,但傳國玉璽傳到十六國時期,在冉魏滅亡的時候,東晉、燕、後秦各得到了一塊,都自稱是真的,其中東晉的這一塊,一直傳到後唐李從珂自焚。
後來宋朝建立後,一農民在李從珂的廢墟中找到這個玉璽,獻給宋。最後,到了金,然後到了元,被元順帝帶到北元,此後這尊國寶隨著順帝死去不見了蹤影,所以在大漠裡嘛哈噶喇佛像就成了草原上最高統治者的權力,誰擁有了它,誰便有資格做這草原之主。”
楊崢對金一笑所說並非一無所知,喇嘛教能在蒙古貴族中延續上百年,且成為權勢的象徵,得益於薩迦派教主八思巴的努力,南宋寶佑元年夏天,忽必烈的軍隊到達六盤山、臨洮一帶,請八思巴到軍營一敘,雖然有的史書記載之前八思巴就與忽必烈見過面,但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會見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詢問了藏族歷史和薩迦班智達的情況,隨後話鋒一轉,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攤派兵差、收取珍寶。這下八思巴急了,連忙說:“吐蕃不過是邊遠小地方,地狹民困,請不要攤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陳請,忽必烈充耳不聞,八思巴說:“如此,吐蕃的僧人實無必要來此住坐,請放我們回家吧。”正當兩人僵持不下時,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邊風”起了重要作用,她對忽必烈說,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識功德方面強許多倍,應該將他留下。
於是,忽必烈與八思巴再次會談,問他:“你的祖先有何功業?”八思巴說:“我的先輩曾被漢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為上師,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瞭解吐蕃的歷史,就問:“吐蕃何時有王?這與佛書所說不合,必是虛妄之言。”八思巴就將吐蕃之王曾與漢地交戰,吐蕃獲勝,後又與漢地聯姻,迎來公主與本尊神像的經過敘述一番,說佛書雖然不載,但有文書記載,查閱便知。
八思巴說的正是唐朝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於是忽必烈翻看漢地史籍,發現這些在《唐書》裡都有記載。此後八思巴又說了些典故,經驗證都是真的,於是忽必烈對八思巴佩服有加,請求他傳授喜金剛灌頂(藏傳佛教重要儀軌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個條件:“受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禮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願。”忽必烈哪裡肯接受?察必又出來圓場:“人少的時候,上師可以坐上座。但當王子、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汗王坐上座。”就這樣,忽必烈以八思巴為上師,奠定了後來元朝以藏傳佛教為國教、設立帝師制度的基礎。
八思巴應召謁見忽必烈薛禪汗,當時忽必烈夫婦及其子女以世俗人拜見上師的禮節會面八思巴,他們共二十五人先後在八思巴前受密宗灌頂。忽必烈向八思巴奉獻財寶作為灌頂的供養。
四年後八思巴回藏從康區迎請那塘堪欽札巴僧格受比丘戒,完成佛教出家僧人生活中最莊嚴的儀式。不久,八思巴又返回上都。當時蒙古汗王對佛教、道教等不同派別的宗教,還能夠比較公平地對待。所以,佛教與道教之間常發生辯論事件。為了解決此事,蒙哥汗王命忽必烈主持並判定兩派優劣,
蒙古憲宗八年,蒙古大汗在上都的宮殿隆重舉行了佛道辯論會,兩派各參加十七人,佛教方以少林寺為首組成,八思巴以觀摩者身份出席,但在辯論中道教以《史記》為論據駁斥佛教正統,佛教方一時無以應對,此時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論據進行闡述列舉出道教方的論據自相矛盾。最終,辯論以道教一方承認自己辯論失敗而告終,十七名道士削髮為僧,少許道觀也隨之改造成佛教寺院。
兩年後,忽必烈繼任蒙古汗位,立即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任其統領所有僧眾。僧人不可違背上師之法旨,要謹慎修行。對烏斯藏各教派一律尊重,無論軍官、軍人、達魯花赤、金冊使者等對僧人不準欺凌、攤派兵差賦稅勞役等,寺廟的土地、水流、水磨等誰都不準奪佔、強取。次年又賜詔文日:“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護持國政,精通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升號“帝師”,進封“大寶法王”,統領西藏十三萬戶。至元十三年八思巴返回西藏,由元世祖忽必烈作施主,集康藏七萬僧眾興曲彌法會。自任薩迦寺第一代法王,執掌西藏政教全權,為西藏實行貴族僧侶統治之始。自此喇嘛教進入了全盛時期,八思巴親手開過光的嘛哈噶喇金佛漸漸成為元朝權勢的一個象徵,每一代帝王登基時,唯有手握嘛哈噶喇金佛才算是大元的皇帝,所以終大元一朝,嘛哈噶喇金佛差不多就等同於傳國玉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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