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1章：鸚鵡前頭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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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人在閣臣中僅次於浙江，與江蘇並列第二。但若再放大一點說，從明代的官員儲備庫——進士榜上看，江西進士多達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攬一甲，或佔據前十名中的多數，在全國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狀元榜的，排在前幾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蘇十八人；福建十一人。江西仍與浙江並列第一。這樣的文化路子造就的江西人在朝中首輔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大。許多是權傾一時的大人物，縱然致仕回家，其影響力也不容小瞧了，再者江西人與其他地方人不同，發達的文化氛圍早已給了他們相互抱團的覺悟，所以他們的實力絕對大樹級別的，這一點後世的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說明了江西人在朝中的影響力。說是一天，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餘：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圍於座隅，並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姜邸中，為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解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為閩人，御史為江右人，掌案書辦為浙江人，反覆詰辯，種種曲肖。廷下喧鬨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姦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

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種人物的不同聲音演繹了一段紛爭，其中人物的身份頗具意味，實際上代表了朝中的共識：販姜商人為徽州人即徽商，店鋪的老闆為京師人，兵馬司官員為福建人，御史為江西人，書辦則是浙江人。這實際把各種職業的地域特徵予以了充分表現：商人中徽商影響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鄉音；贛、浙、閩為科舉大省，當官者多為進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鄉音，兵馬司用福建鄉音；浙江書辦則是紹興師爺的前身，因而書辦用了浙江鄉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他們慣與將各種權勢交織在一起，經過數百年的打磨，早已打磨成了一塊密不透風的鐵板，想要動他們毫無疑問是那雞蛋碰石頭，自不量力了。

于謙這次推行的的輕稅養民的主張，他感於江西百姓被稅糧所逼而逃亡離鄉，所遺下的稅糧舊額，江西的官吏仍用裡甲賠納的手段，攤派在沒有逃亡的農戶身上，這就叫做“逋賦”。于謙特為奏請免徵流民的“逋賦”。這個措施一旦落實了，那些豪門大戶少不了要一陣肉疼，在這個商業尚未成為主流的時代，任何的賦稅都是他們延續豪門大戶的來源之一，就這麼平白無故的沒了，如何肯答應，若說這一點也就算了，畢竟在這個太平盛世逃亡的百姓並不多，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們或許還能接受，可於謙非但弄什麼“逋賦”，還在在遭受災荒的州縣，於大人在核算了起運往京城和邊疆的糧料、花布、馬草以外，對地方存留糧草也特奏請減徵三分或四分，這還不止，在山西、河南的各種力役的派調，也多細心籌劃，使道里的遠近，勞苦的輕重，稍得均平。總括地說，于謙在巡撫任上一切對農民稅糧的減徵、折徵或部分免徵內以及官倉的儲存，力役的均調，都以明朝法令為前提，其目的首先是犧牲豪門大戶的利益來防止農民更多地流亡離鄉，為此他規定州縣官吏任期滿時必須把任期內人民有無逃移或人民復業戶口數目，開寫明白，造冊呈報吏部，以備考核政績，作為升遷調補的根據。倘該州縣預備倉裡的官糧有缺額，就不準該官離任，這樣的轉變，非但那些豪門大戶不喜歡，就是江西的不少盼著升遷的官兒也不答應了，所以反對的聲音不少。

若是換做往日，楊士奇大可壓下來，可今時不同往日，多年的庇護早已惹怒了江西、山西、河南的官員，再者這次內閣不顧群臣的反對執意贊同楊崢與韃子開市的提議，已讓許多的清流官兒對此多有為此，即便是楊崢已獲取了三場的勝利，朝廷不滿的聲音仍在，楊士奇著實沒這個膽量再為于謙說什麼話，他是內閣首輔不假，可也不能無所不能，但于謙這事兒，在江西、河南、山西等地又勢在必行，思來想去楊士奇就尋到了楊崢的府上了。

若說，如今的楊士奇名聲不好，楊崢的名聲卻好得出奇了，朝廷的文武百官雖說對他層出不窮的提議十分的不滿，但不可否認從推行一國兩制，安南人治理安南的策略後，讓深深陷入安南戰事泥團的大明徹底走了出來，非但如此從宣德五年開始經過多年的文化薰陶，不少的安南人已開始以大明人自居了，而大明邊陲的蠻、戎、夷、狄等民族如三苗、陸渾戎、山戎、驪戎、赤狄、群舒等，透過遷移深入安南，將大明的儒學、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