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7章：多少長安名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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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進一步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明代政爭急劇惡化，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非但如此，他們以自身利益出發，百般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所以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他們比太監說犯的罪責更大，這話兒未免有些誇大，但也不能否認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並沒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反而將朝局推到了更惡劣的境地，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叫大臣來上朝，沒一個肯來的。崇禎曾六下罪己詔，但他臨終的遺言卻是“諸臣誤朕也。”罪了六次己，最終得出的感悟是：錯都在你們，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拋開私怨、違心推薦**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繫大明江山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以及善於把握動盪時局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獨掌大權，藉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一舉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天啟皇帝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時，無力迴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了。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他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從這個層面上看文人未必就比太監治國強多好，之所以太監被後人口誅筆伐說到底是書寫天下的筆法在文人手裡罷了，基於這個認識，楊崢才覺得在權利面前簡單的以太監與文人來區分就太過簡單的話了，一來人皆有私心，文人也例外，縱觀古往今來能成就大事，把握權勢，利用權勢，造福天下百姓的無非是心繫天下而已，但從這一點上看太監的表現其實並不差，文官有諸葛亮，有劉伯溫，有張居正，太監同樣有蔡倫，有高力士，有鄭和豐功偉績一點都不比文人少，看明白了這一點，楊崢再回過頭來看王振與這份奏章的批覆可以說是用到了好處，從日後的局面上看，倭寇毫無疑問是大明一大隱患，對這種生性殘忍的敵人，最有力的手段，無非是不放過任何一個痛擊的機會，打到他們怕，畏懼為止，王振能認識這一點，不管他目的如何，但從楊崢內心而言，他是對王振有幾分好感的，隨著大明海防的鬆弛，商品貿易的展開，勢必會吸引更多的商客，既走不到和平的路子，那麼掠奪就成了最佳的手段了，而朝廷的海防既已鬆弛，加上朝廷不願意也無能力，去規範海上秩序，形成了沿海豪族、商人和日本武士相互勾結成海商集團，而不同集團為了壟斷利益又發展武裝、互相火併的局面。這些人既然已經擁有了武力，而朝廷海防又脆弱不堪，那麼劫掠沿海地區就是順手而為的事情了。所以在東南沿海一帶，你若是留心點，就能看到很荒唐的一幕，每次倭寇來襲的時候，沿海軍民與之作戰時，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不少沿海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