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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薛居州是個好人,要他住在王宮中。如果在王宮中的人,無論年齡大小還是地位高低都是像薛居州那樣的好人,那君王和誰去做壞事呢?相反,如果在王宮中的人,無論年齡大小還是地位高低都不是像薛居州和樣的好人,那君王又和誰去做好事呢?單單一個薛居州能把宋王怎麼樣呢?這個典故並不難,王振畢竟是誦讀過四書五經的人,與孟子這番話兒還是能體會到其中的含義,以孟子的話兒說,政治國的國君應注意自己身邊所用親信的考查和選擇。因為,如果國君周圍多是好人,那麼國君也就會和大家一起向善做好事。相反,如果國君周圍多是壞人,那麼國君也就很難做好人了。這裡的道理並不深奧,實際上也就是《大戴禮記•曾子制言》所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意思。所謂“昔孟母,擇鄰處”,“孟母三遷”不也就是為了找一個周圍環境好一點的地方以利於孩子的教育與成長嗎?孟子是從小就受到這方面的薰陶,早有切身體會的了,可謂是說得生動而又有說服力。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王公公你可要以身作則啊?”楊崢語重深長的道。
王振獨自低頭思索了一會兒,忽的肅然起敬道:“大人的一席話,咱家受教了。”
“王公公客氣了,楊某說得再多作用有限得很,反而是公公任重道遠,希望公公可要堅持下去,日後功成名就,也是一段佳話?”楊崢帶著幾分勸慰的語氣道。
王振期初沒覺得什麼,這會兒思索下來,越發覺得眼前的局面豁然開朗,自己的位置誠如楊崢所言,想要建功立業,關鍵還在太子身上,而太子則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說到底就是在國事上有所建樹,做些讓天下百姓交口稱讚的事情就算是立了一番功勳了!局面明亮,就越覺得楊崢實在不簡單”。此時再聽他這一番勸慰的話兒,竟也能用力的點了點頭道:“楊大人放心,咱家知道怎麼做了?“
楊崢不知自己這一番話兒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這麼做也只是做到了一個臣子的本分,至於日後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這不是他能控制的,也難得去想,說過就算。
有了這一番交心的話兒,兩人的關係也密切了許多,楊崢說了安南的趣事兒,而王振則說了京城事兒,說來說去,氣氛說不出好,直到日暮時分,兩人才各自退出了雅間,返回將軍府邸。
因為按照王振給的準確日期,他返回京城的日子也就是這兩日,安南雖平定,局面也緊緊的攥在大明的手中,但一些交代還是要交代,所以晚上的那一頓酒席,楊崢便沒去,回去與大小姐、沈豔秋說了一番話兒,便讓人請來了阮虎,呂海、蕭通等人,做些交代。
三人得到信兒後,第二日一早就趕到了將軍府,楊崢叫來徐朗、黃福等人,開始對眾人自己交代,因時間緊迫,他也不含糊,交代的內容很簡單,主要針對一條鞭法,以及占人、哀牢在商業上的問題。
與一條鞭法很簡單,安南既作為大明的一部分,安南的百姓就是大明的百姓,該繳納的稅收不能少,必須按照夏稅、秋糧、均徭、帶徵,確有定額的規定向朝廷繳納稅收,。里胥無由飛灑,奸豪無從規避,簡易均平同樣要繼續保持,這一點必須阮家來維持,這一點沒有半分討價還價的理由,事實上不用楊崢交代,百姓也都願意上交這點稅收,彼此往日的稅收,這一條鞭法雖在稅收的數目上沒什麼改變,但好在簡化了不少,總共起來只有三步,一是把田賦和繁雜的徭役、雜稅合併統一徵收;二是把徭役部分地攤入田畝,既根據人丁又依照田畝徵收;三是田賦、徭役和雜稅合為一條後,一律徵銀。田賦,除政府必須的米麥仍然交實物外,其餘以白銀折納;徭役,一律實行銀差,無需朝廷催促,這兩年每次到了點,百姓都將早已準備好的銀子,穀物都送到了交州城,這也難怪,比起往日的混亂稅收,一條鞭法後,不但限制官吏巧立名目,加徵賦役,而且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其生產積極性,不僅如此,那些從事商業的商賈可謂是大喜過望,實行賦役折銀徵收的辦法,為交納銀兩,農民、手工業者必然把大量產品投入市場,促進商業繁榮。徭役折銀,農民可自由離開土地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也可以用到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對一條鞭法最為擁護,每年上繳稅收,他們表現得最為積極,所以楊崢的這一番囑咐,阮虎答應的最為爽快。
而對占人,哀牢,歲月雖說是彭家的私人產業,但身為朝廷也是可以開展作坊,與彭家競爭,當然了,這其中又有不同,官家不直接參與生產,而是以一種委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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