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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番話兒說得鏘鏘有力,愣是讓郭大人找不到反駁的話兒,況且人家還連帶著皇帝,自己的官兒都是靠著皇帝推上去的,上次不顧皇帝的生日,硬是要走戶部一筆銀子,皇帝心頭正生著氣呢,哪還敢再多言。
他不言語,自有人言語,刑部侍郎王朗道:“要銀子未必就一定要開海禁,下西洋,郭大人剛才不是說了麼,我大明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可謂是盛世,這一點尚書大人不會不同意吧?”
“有盛世的戶部只有八十萬兩銀子麼?郭姿心裡嘀咕了聲,但這話兒他可不敢說出口,不說如今滿朝文武百官都沉浸在盛世之中,就是當今聖上,莫不是如此,世間最惱人的事情就是沉浸在美夢之中,被人無情的點破了,他一把年紀,早已沒了往日的銳氣,也不想做這個出頭鳥,涉及皇帝的話兒,他自不會多說,哼了聲道:“這個老夫不否認!”
王朗繼續道:“既是盛世,何愁沒銀子,我看這東南富甲天下,可比朝廷富裕多了,我大明稅收低已經幾十年了,適當的加些稅收也不無不可?“
其他眾人紛紛點頭表示附和。
“王侍郎此言差矣!”站在文官第三位的楊溥忽然搖頭道:“東南是富,可王大人忘記了,江南官田重賦,從洪武爺就定下的規矩,經過這麼多年的搜刮,已經不堪重負,不少農民大批逃亡,國家稅源減少,拖欠嚴重。蘇州府,從永樂二十年至洪熙元年欠糧三百九十二萬石;松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徵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七百九十萬石。宣德五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四十三萬九千石,實徵六萬六千石,只徵得百分之十五,這樣一個的東南,還是王大人口中的富裕之地麼,再說了,江南再富,不過是仗著國泰民安,地方便利罷了,也不是家家都有沈萬三的聚寶盆,其收取重稅已有數十年,再加派賦稅,這不是讓江南百姓肩膀上的擔子更重了麼,我可聽說了,江南可有許多負擔重的地方,比如淅直,每年上稅收百萬兩,累積已有數千萬兩,東南富戶因其破產者無數,更不消說普通百姓了,許多人鋌而走險,出海為寇,又加重東南匪患!如此情形,惡性往復,民生早就困頓已極,久而久之,才有了江南之地”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這一點王大人不會不知道吧?”
其實不用楊溥說,眾人也都知道,鑑於張士誠、方國珍的緣故,江南之地,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佈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為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勳貴的鉅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宣德五年宣宗再次下詔減輕官田稅額,而戶部考慮到支出的困難,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詔書為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頓田賦。周忱拉皇帝詔書作大旗,抵制戶部的壓力,與蘇州知府況鍾等經過一個多月的籌算,對各府的稅糧都作了認真調整,僅蘇州府即減七十二萬石。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稅率,如,當時一種田稱古額官田,稅額特別重,耕種者無力負擔,周忱請求依民田起科。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濴便彈劾他”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要求給以懲治。宣宗雖然批評了郭資、胡濴,但也沒有答應周忱的請求。朝廷不願承受更多的”損失”。周忱便把思路轉到以靈活的政策辦法促進賦役改革和均平負擔上來,這事兒就在今年發生不久,人人可是清楚無比,所以楊溥這話兒一落就得到了眾人的附和。
楊榮道:“江南已經不是大明初期的江南,王大人還是不要打江南的主意為好?”
楊士奇道:“可不是麼,江南的局面如何糟糕,如今最要緊的是與民休息,使江南的經濟迅速恢復繁榮的局面,諸位也知道,江南的農業承接歷代天時、地利、人和,技術之改良和推廣,素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唯有繁榮江南,才有更多的賦稅,而不是在江南經濟尚未恢復的時候來雪上加霜,這樣做,無疑是殺雞取卵是萬萬要不得的?“
江南的問題,眾人心知肚明,楊士奇又說的是實話,所以一番話說得許多人點頭不止,就是朱瞻基也覺得這番話兒言之有理,唯獨那個王侍郎鬧了個大紅臉,本想借此機會出出風頭,如今可好,風頭沒出著,還落得兩位內閣大臣的圍攻,哪還敢在多言。
楊崢一直冷眼旁觀,眼看開局還算不錯,雖說滿朝文武都在反駁開海禁,但也都是事實就是的說話,尤其是戶部明顯對下西洋有偏袒的傾向,無疑是給他多添了一份力量。
朱瞻基聽得點頭不止,溫和的道:“楊愛卿言之有理,江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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