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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楊榮,絕不會因為一個偉大的構想,就頭腦發熱,那他絕不會是楊榮了,他歷仕四朝,其性警敏通達,善於察言觀色。在文淵閣治事三十載年,謀而能斷,老成持重,尤其擅長謀劃邊防事,務曾五次扈從出塞。成祖譽為歲寒松柏,仁宗賜銀印,文稱”繩衍糾繆”,朝政得失準蓋此印密疏。並親寫”勿謂崇高而勿入,勿以有所從違而忽怠”一文與楊榮共勉。皇室對楊榮的優遇可謂隆厚,而他未因恃寵而驕矜,仍守其”事君有體,進諫有方”的本分,這一次次的成功,靠是他謀略、眼光、見識才走到今日,世人稱他自洪武至永樂,蓋文明極盛之時也,若建安楊公者,其可多得哉。聽其所言,觀其所存,信一代之偉人也。而公復以達政務,善應變,最為上所親任,凡制馭遠方,飭師旅撫順討逆,慮邊將有不能辦者,必命公往圖之,公決機發策,皆適其宜。

其學博,其理明,其才贍,其氣充,是以其言汪洋弘肆,變化開闔,而自合乎矩度之正,蓋渢渢乎盛傳於天下,得之者不啻,若南金拱璧,寶而蔵之,而今不可復得矣。他自問這話兒並非過分,即便是他敬重的楊士奇,也曾當著他的面贊他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於績。承明廷閣,著作之庭。以翱以翔,舒葉振英。北裔西垂,從狩萬里。職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蕃胸臆,帥垣弱強。重瞳屢顧,數奏惟明,這些讚揚,在他看來,並不為過,事實上他一直也是這麼做的,擔得起這份讚揚,而這些讚揚,也讓他為人更謹慎,處大事時無比做到對得起朝廷,對得起旁人對自己這份讚揚,也正是這份使然,才讓他一次又一次的詢問自己,他們這做的到底是不是對的?即便是對的,自己是不是還要精細一些呢?

本著這份心思,他將兩人這番話兒前前後後開始思索起來。

楊士奇與楊溥知道他性子,倒也不急,與楊溥一左一右坐在一旁,身後是一塊不太長的橫幅:“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這是楊士奇的手書,筆法勻衡瘦硬,追魏碑斬釘截鐵勢,點畫爽利挺秀,骨力遒勁,結體嚴緊,頗有大家風範,這話兒的含義倒也簡單,有修養有名望的人務求實際,而不圖外表好看;致務於自身的修養鍛鍊,而不計較自身以外之物。這是楊士奇大半輩子的真實寫照,當時寫出時候,楊榮、楊溥都大家讚揚,最後三人商議,便將這橫幅掛在了內閣,作為警惕之言,時時提醒三人。

楊榮思索了一會兒,才有了些眉目,楊士奇、楊溥二人的謀劃談不上經天緯地,但的確是從大明實際出發,一旦形成,利在千秋,但兩人似忘記了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國人對商業的態度。

大明自tai祖出身淮佑布衣,從小父母兄長均死於瘟疫,孤苦無依,入皇覺寺(位於鳳陽城西門外)為小沙彌,兼任清潔工、倉庫保管員、添油工。入寺不到二個月,因荒年寺租難收,寺主封倉遣散眾僧,朱重八隻得離鄉為遊方僧。後於至正八年又回到皇覺寺。

因其友湯和(疑似)的一封信,參加了起義軍,並改名“朱元璋”意為誅(朱)滅元朝的璋(璋,古代的一種玉器),從而走上了開創大明的道路,登基後有感於昔日的困苦,最恨兩種人,一種是貪官,一種是商人,對於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當上皇帝,先殺盡天下貪官。這一點後來他登基皇位不食言,為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並稱:從地方縣、府到中央六部和中書省,只要是貪汙,不管涉及到誰,決不心慈手軟,一查到底。這一點他的的確確做到了,第二種人就是商賈,對於這種人他是從骨子裡恨,認為農民生產創造財富價值,而商人只是從中漁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諭旨,規定商人只許穿布,不準穿綢紗。”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賒民之家不許衣錦繡”。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賈再有錢,也不過是一介賤民而已,即便是永樂後,這種風氣也沒改變過,楊士奇等人要將大明從對農業上的依賴,轉化為農商並存的局面,首先要面臨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從洪武年延續下來的風氣,若此等風氣不開,再好的構想只怕也流於形式了。

有了這樣一番計較,他開始緩緩抬起頭看了兩人一眼,道:“事君有體,進諫有方,是我的原則。感情用事,懷著怒火進言,從而得到禍害,是我所不為的。”。

楊士奇與楊溥點了點頭,這是楊榮的為人準則,正是他有著清醒自我認識,圍觀三十載,所受的恩寵始終沒有隔閡。加上為人性喜賓客,雖然顯貴也仍舊非常隨和,所以士人多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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