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章：有所取必有所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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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崢的確在想著心事，而且在他看來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蘇州的改革。

改革，用他前世的話兒說，便是指各種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宗教組織作出的改良革新，相較於革命是以極端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權以達成改變現狀的目的，改革是指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之內實行變革。通常一個改革是否能成功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若成功可讓該國走向穩定局勢，若失敗可能遭致內亂或衝突，而用古人的話兒說，改革就是變革，革新，廢除祖宗之法，從而達到一個全新的面貌。

與這個詞兒，其實用不著他思索這麼長的時間，他思索的是延續中國兩千來三次重大改革。

沒錯，就是三次，雖說期間也有不少其他的動靜不小的改革，如趙武靈王下令作戰時改華夏傳統長裙長袖服裝為胡人緊湊短衣長褲，徹底改變了中原的服飾，又如王莽推行周朝的井田制，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制，最終落得身死國滅的下場，可以說中國延續了上千年，大大小小的改革不下百次，但其影響巨大的，在他看來，不過三次而已。

第一次不用說，地球人都知道，商鞅變法，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他禁止私鬥，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於加強軍隊戰鬥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並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於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後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正如漢代王充所說的：“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8226；書解篇》）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封建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封建國家，為秦的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沒有商鞅的這次變法，未必有就有後來的大秦帝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鬥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辦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上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由於商鞅變法侵犯了秦舊貴族勢力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師公孫賈還教唆太子駟公開出來反對。秦孝公死後，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王。公子虔等乘機發動反攻，誣陷商鞅以“謀反”的罪名，將他逮捕並車裂致死，其下場讓人心寒。

第二次就是王安石了，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至此王安石的新法昭告天下。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希望透過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王安石倒是沒受到什麼迫害，也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