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章：一次獨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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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下臺後，司馬光將宋神宗時軍兵用生命奪取的土地，無償送給西夏。司馬光將自己國家的領土無償奉送給西夏，這是一種出賣國土、妥協苟安的行為，這不僅在政治上不體面，而且在軍事上也沒有達到結束兵不連解局面的目的。雖然宋朝實行彌兵政策，一再命令守邊將士不要妄動，可是西夏反而認為宋朝軟弱可欺，不斷進攻蘭州等地。

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援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後人說北宋亡於王安石變法，並不是一句空話，可以說，變法改革能者來做，一旦成功的確能起到利國利民的作用，可一旦失敗，後果也不容小視，而且任何封建內的改革，莫不是在內部上做出修補，說到底在利國利民的同時，其實就是與天下的豪門地主，王公貴族。官宦豪紳爭奪利益，無論是商鞅、王安石、還是張居正都以得罪全國的豪強地主為變法代價，換取了自己所倡導的那場改革，其最終因樹敵太多，走向人亡政息的可悲下場。

所以，對於什麼變法改革，楊崢從心理上沒什麼好感，倒不是說他看法上已走向頑固派，事實上他是知道，任何在不改變最根本利益的內部改革，做得最好，事實上也不過是一場修補工作，成不成功，不過是看主持修補這場工作的修補匠的手藝好不好罷了，可再好的修補匠因自身的環境，也不可能打破自己所需要修補的東西，重新塑造一個新的東西，既然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再好的改革，在他看來，就不應該樹敵太多，讓自己勉強修補的東西，在自己死後得到了清算。

用他的想法，在並不是重新塑造的變法改革中，可以做到供與養相結合，這好比一個池塘，裡面本是一團死水，你挖開了溝渠，找到了活水進來的方法，可活水進來的時候，水量並不大，不足以讓這攤死水變成活水，那麼你要做的不是浪費精力，浪費人力，甚至浪費財力去清除這攤死水，而是應該溫水煮青蛙，在給死水足夠空間與時間的同時，慢慢培養活水，在養的過程中慢慢變大，等活水量足夠大的時候，再多挖開幾道溝渠，強有力的活水足夠沖刷任何的死水，這才是變法持久的態度。

蘇州在楊崢看來，是一座商業城池，雖說這裡商業蓬勃發展尚未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甚至連商人階級也不曾有過，所有的商業活動，商業買賣、商業製作都掌握在地主豪門，王孫貴族的手中，他們本事在整治上有著先天的優越，加上財氣也不弱，壓制著商人沒有話語權，即便是有蘇州這樣的一塊商業風水寶地，蓬勃的工商業遲遲不能興盛起來。

但不管承不承認，蘇州的繁榮發達，靠的不是農業，而是商業，就是這次的蘇州危機，看似是來自糧食，實則是商業上的衝擊，倘若不是糧食需求的轉換，使得糧食價格的上漲，縱然再來一場更大的大雪，也沒他什麼事，可一場大雪，愣是讓蘇州城混亂不堪，足以說明蘇州的一切話語權牢牢的在豪門地主，公孫王侯的手中，他們利用手中大量的土地，可以掐死任何新生的商業力量，讓一切重新回到他們的手中。

但就此說蘇州是豪門地主、王侯公孫控制的一團死水也不盡然，隨著土地的大量兼併，在朝局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貿易往來活躍，這個時候糧食就不再成為王侯公孫，豪門地主的唯一的經濟依賴，事實上從宣德年後，蘇州算是進入了高度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無認農具製造或農業生產技術都有了新的發展。不少郡縣出現了雙季稻，甚至廣東、嶺南則有三季稻，北方也推廣了水稻田。農業產量有了增加，稻田畝產兩石或三石，有些地區可達五、六石。農業經濟作物的品種增加，產量也相應提高，如此一來，在糧食充足的情況下，他們會根據今年的收成，或是市面上的需要來經營自己的良田，雖說他們不懂得市場這個幕後推手，但聰明的大明人還是會看到銀子的去向，商業就成了他們必然的選擇，這一點從蘇州開始改革種植農作物可以看得出，不僅僅是大戶，就是尋常百姓在年月好的時候，糧食夠吃的年月，也會在自家的田地上種上桑樹，棉花，雖說面積小，但這種理念的轉變，無疑最可貴的。

蘇州地理位置好，先天性具備了商業的地理條件，隨著永樂年的六次下西洋，蘇州商業已日益成熟，缺少的只是繼續呵護這股力量走下去而已，事實上明朝不是沒有萌生這股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