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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到了家,拍乾淨了身上的雪,喝了杯暖茶暖和了身子,便進了書房,這是他每日的習慣,不管多忙,楊崢親自編輯的《大明士林報》他是一字不落的看,有時候看到好的文章時,沒少不了要多誦讀幾遍。

與這份報紙,他最喜的大明學風、大明海航,前者算是開了風氣,後者與下西洋大有關聯,不得不看。鋪平了報紙,飛快的瀏覽了其他的欄目,便直接翻到了大明學風這一欄,今日的文章是一直延續的流派——關學。

所謂”關學”即關中(函谷關以西、大散關以東,古代稱關中)之學,是從地域角度而言的,無論是張載之前的申顏、侯可,還是張載之後的呂大鈞兄弟、李復、範育、遊師雄、种師道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楊奐、楊恭懿祖孫三代、呂柟、馮從吾、李二曲、李因篤、李雪木、劉古愚等,都是關中人,故其理學又稱為"關學”。如果就關學的內涵性質而言,它屬於宋明理學中”氣本論”的一個哲學學派。

張載”關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用,以孔、孟為法。他提出了以”氣”為本的宇宙論和本體論哲學思想。認為宇宙的構成主要分為三個層次:太虛棗氣棗萬物,三者是同一實體的不同狀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一種”氣”一元論的唯物論之本體論,是中國古代樸素唯物論哲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張載還從其”氣”本論的哲學出發,提出了”民胞吾與”的倫理思想,確立了他對佛道思想的批判立場。與一般理學的學派不同,關學特別強調”通經致用”,以”躬行禮教”倡道於關中,並且十分重視《禮》學,注重研究法律、兵法、天文、醫學等各方面的問題。

張載創立關學之初,關中學子便積極追隨,其中以藍田呂氏兄弟最為踴躍。張載開始在關中講學時,首和者就是呂大鈞,接著,其兄呂大忠、其弟呂大臨都相繼拜張載為師。藍田呂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聞名遐邇的名門望族,他們的加入至關重要,為關學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使關學與二程”洛學”、王安石”新學”形成鼎立之勢。可惜的是,張載病逝後,三呂卻投奔二程的門下,靠近”洛學”,致使關學一時冷落下來。好在還有李復、張舜民、遊師雄、种師道、薛昌等人堅持進行研究,才沒有使關學中斷。但比起三呂來,他們的著述較少。三呂的主要著作有《呂氏鄉約》《吊說》《克己銘》《呂藍田語錄》《中庸解》等。這些著作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忽必烈建元之後,並不看重儒學,而是把儒排在娼之後、丐之前,所謂”八娼九儒十丐”是也。這種疏離狀態,使得儒家思想很難再登堂入室。這個時期,只有楊恭懿與其父楊天德、其子楊寅三代極力倡導關學的精神。他們祖孫三代孜孜不倦地以講學為生,弘揚張載一貫主張的實學風格和為人”氣節”。於是有”楊氏三代”、”鬱郁遺風”之美譽。元代文學家姚燧稱頌楊恭懿為”西士山斗,學者宗之”。楊氏三代的努力,終於使關學在元代尚未失憶失語,也為明代關學的復興打下了基礎。

明朝以理學開國,使儒家書籍遍及天下,為關學振興開闢了一條坦途,在明初形成了一股風氣,其發展不僅呈現出多元、變異的特色,而且形成了嚴格的學派。儼然有取締朱熹理學的勢頭,只是那恰好大明開國伊始,即有劉基、宋濂等理學家,與明tai祖朱元璋論道經邦,議論禮樂之制,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註解為規矩。其後,解縉等人對明成祖朱棣的講筵、入對,更是君臣唱和。遂於永樂年間,在朱棣的御臨下,以程朱為標準,彙輯經傳、集註,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詔頒天下,即所謂“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作為治國齊家的統一法理和準則。程朱理學遂取得了獨尊的地位。關學這股風氣沒能延續多久,大概宗薛,而王氏之三原學派又屬其別派,其學大抵推之事為之際,重在自得,不尚空談,並注重氣節。今日這篇文章就此等風氣加以闡述,文章認為古之學者皆以言行為學,故無求飽求安者,志在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之,正其所言、所行之是非,是者行之,非者改之。將學與行緊密結合為一體。在自然觀方面,該文章傾向於有神論、泛神論,謂”鬼神之謂德”能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感無以復加。鬼神視而弗見,聽而弗聞,無形無聲,但其以物為體,無物不有,如門有門神,灶有灶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鬼神有感必應,故使人敬畏而致祭祀。但他又指出,所謂對鬼神祭之”如在”,”言非實有也”,其言前後矛盾。關於心性問題,該文章認為,性乃天之所命,人之所受,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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