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章：以良民治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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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族長擔任糧長，送賦糧到南京受到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嘉獎有關。

秦漢時期稅收實行“田租口賦力役”制度，田租要到實地估產，口賦則以年齡為標準交納。漢末，連年戰亂和災荒，地方官既沒有力量組織人力去農村實地估產，也由於失去戶口記錄，無法弄清民眾年齡以徵收口賦和分派力役。為此曹操不得不改行“租調法”，田租按土地面積徵收，戶調則按戶徵收。戶調從戶而稅，家庭人口越多，其單位人口納稅越少，聚族而居成了避稅的極好辦法。所以，隋唐時代的政府不主張聚族而居。

隨著唐代建中元年，宰相楊炎進行稅制改革，實行按資產徵稅的“兩稅法”後，家庭規模的大小已不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而且大家庭互助能力強，資產集中生產效率高，有利社會穩定，所以宋代政府有意識地提倡“孝”道，鼓勵累世同居，不分炊。

當時鄭宅的族長順應了這一潮流，自南宋建炎年間開始，組織族人聚居合食，同食共居長達350餘年，大家庭人口最多達2000多人，相當於一個大村落。

由於鄭氏家族合族義居的規模罕見，宋、元、明三朝屢受旌表。尤其是明初，鄭氏的族長擔任了當地的糧長，負責徵集賦糧運送至南京，由於完成任務出色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見和表彰。朱元璋敕建旌表孝義之門木牌坊，稱其為“江南第一家”，並親書：“孝義家”三字以賜。

明初，朝廷要將全國3000萬石的田賦挨家挨戶徵收上來，集中運送到京師及其他缺糧的地方，工程浩繁艱鉅。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別出心裁地建立了糧長制度，設計了一套“以良民治良民”的民收民解辦法：把繳納田賦一萬石左右的地方劃為一區，政府指派該地區土地最多、納糧最多、且具有威望的大地主擔任糧長，替政府負責催收和解運田賦。

朱元璋為了籠絡這些糧長，規定了許多優待的辦法，如糧長可以參加鄉村訴訟案件的會審和裁判；糧長如犯法，甚至死罪都可以用納錢贖罪，並可以繼續當糧長。糧長把糧食運到京城時不僅能受到皇帝的接見和嘉獎，一些優秀的糧長還能封官晉爵，最高可擔任省一級的布政司(相當於今財政廳兼民政廳廳長)。鄭氏族長就是利用運送田賦糧到南京的機會，在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宋濂的引見下，獲得了朱元璋的題字和表彰的，詞句看似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但其背後的意義重大，自此大明的糧草除了滿足京師之用外，多餘糧草便就地囤積，一但遇水旱災害，先開府庫賑災，後向朝廷報賬，如此一來，京師少了漕運之苦，而受災之地，能就近取糧，可謂是一舉兩得，朱元璋對此舉也十分滿意，便以規矩延續了下來。

朱棣遷都北京後，為了供給數十萬將士以及北京居住人口的食糧，每年都要從南方徵集大批糧米輸運北京，因而必須建置倉廒加以儲存。永樂五年，因“淮安、河南漕運皆至通州”，特命增設通州左衛，“建倉廋以貯所漕運之粟”；七年，“設北京金吾左、右，羽林前，常山左、右、中，燕山左、右、前，濟陽，濟州，大興左，武成中、左、右、前、後，義勇中、左、右、前、後，神武左、右、前、後，忠義左、右、前、後，武功中，寬河，會州，大寧前、中，富峪，蔚州凡三十七衛倉，及錦衣中、懷來守禦二千戶所倉”，又設通州衛倉。宣德以降，為了擴大儲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京通糧倉，這些糧倉在和平年月，倒也囤積了不少，除了發放京衛官軍月糧。在邊情緊急時，也會調撥部分糧米充實邊鎮軍儲，此外還可以用於平抑糧價、賑濟饑民等。可以說顧全十分周全。

大明遷都後，在北京任職的勳臣的祿米，本色部分皆於南京支領，只有折色部分於北京關給。北京文武官員的俸給，以本色發放者，也只有一部分在北京關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