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章：蘇常熟，天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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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以承受？“

這麼一說，楊崢登時回過味兒來，事實上他先前已進入了一個誤區，以為“蘇常熟，天下足“。便誤認為蘇州就因是出糧食的地方，田地上就該種的是糧食，比例一定比較大，但事實上無論是魏晉南北朝，還是隋唐、宋元，蘇州都不是靠農業興盛，更多的是靠著商業在維持其千年來的繁榮。

從唐朝中晚期至五代、宋朝，我國南方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到南宋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終於完成”。從此，南方特別是東南地區成為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區。

南方的經濟地位到明朝時得到進一步鞏固，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促進了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隨著明朝寶鈔紙幣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白銀為主。

“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商業大都會有北京、南京、揚州、蘇州、廣州、西安、成都等，著名的商業集團有徽商、晉商、川陝商、蘇商、京畿商、粵商也開始蔓延，而這其中以蘇州的商業發展最為矚目，蘇州自古便是水鄉，古城境內河港交錯，湖蕩密佈，西隅有太湖和漕湖；東有澱山湖、澄湖；北有昆承湖；中有陽澄湖、金雞湖、獨墅湖；長江及京杭運河貫穿市區之北。太湖水量北洩入江和東進澱泖後，經黃浦江入江；運河水量由西入望亭，南出盛澤；原出海的“三江”，今由黃浦江東洩入江，由此形成蘇州市的三大水系，密不可分的水路交通網，讓蘇州多出了許多選擇，這裡的百姓可以不再侷限黃土地，而稻穀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隨著永樂後各種種植物的傳播，以及蘇州絲織業，瓷器的需要，蘇州的農業開始向著多種方向發展，由於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並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絡，也引起了明代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侷限於地方區域性範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佔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佔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這樣產生的強大效應，形成了蘇州獨特的種植風格，糧食可以種，棉花同樣也可以種，桑植、小麥都隨著商業的繁榮需要，在一點一點的侵佔稻穀小麥的田地，這樣的後果，造就了蘇州城內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雲錦，絲綢、染織、菸草、米行、雜貨、藥材、珠寶、古玩、茶寮、酒肆、菜館、戲院、青樓等等，各行各業應有盡有。民宅、會館、公所、行幫、商會又與之相依為鄰，所謂的‘蘇常熟、天下足。’是蘇州人在人多地少的條件下，不得不思變的一種結果，在種植稻穀、小麥無法應付朝廷賦稅，甚至無法養活自己持續增加的人口的情況下，在如何精耕細作，不浪費一寸土地，也難以為繼，一批又一批先進的蘇州百姓，開始放棄了他們耐以生存的土地，他們逐漸，將自己過剩的力氣，轉向生產經濟作物和從事手工業、商業及其他服務業。這種轉變既是江南經濟發展的巨大進步，也可以說是蘇州人，在長期耐以生存的土地上，看不到希望，從而做出的一種明智的選擇，這種選擇無疑帶個I蘇州經濟的巨大飛躍，雖說隨著良田不再種植糧食作物，但隨著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由自己生產糧食轉變為購買商品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