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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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衷，毋暱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欽？若或沈溺故常，堅守舊轍，以朝廷為必可背，以法紀為必可幹，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見奏疏二《戒諭群臣疏》）

在舉行察典的當中，居正對於“以言干政”的人，確實去了幾個，他自己也說“芝蘭當路，不得不鋤”。但是在執行的時候，居正自有相當的分寸，所以在慰留張佳胤的書中，引用韓愈“蔡人即吾人”一句；後來《與南臺長書》（書牘六）又言“或曰，‘某為新鄭（高拱）之黨，不宜留之。’或日，‘某為新鄭所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他在當時，曾把自已底主張和楊博說起；後來又和李漸庵說：

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銓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違宜，乃委咎雲“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為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曹，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管過，但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群才，鹹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為刻核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書牘五《答冏卿李漸庵論用人才》）

居正進用人才，要求“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這是為的國家，但是何嘗不是為計程車大夫。但是從那一群不能辦事、履進履退、坐食養望的人看來，便是剛很刻核。直到萬曆四年，居正已經當國五年，大眾還不能體諒，居正曾說：

僕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慾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雲，“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嗅，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書牘八《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儘管隆慶六年計程車大夫不能體諒，萬曆四年計程車大夫不能體諒，甚至永遠不能體諒，但是居正抱定決心，為國家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他底待人是“旁求賢哲，共熙帝載”，（書牘四《答杜晴江》）他底自稱是“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同卷《答鄖陽巡撫凌洋山》）忍耐，忍耐！這是他從徐階那裡學到的秘密：徐階忍耐著應付貌合神離的同僚，居正忍耐著應付千頭萬緒的政局。七月間舉行京察，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九月葬穆宗，居正又趕到大峪嶺，“周視山川形勢”。（見奏疏二《山陵禮成奉慰疏》）煩真是煩極了，居正還忍耐著。

居正準備實行大政，一般大臣也期待他實行大政。他們讀過聖賢之書，希望居正做孔子、孟子，他們要行王政。他們還記得建文帝在位的時候，烽火已經照遍南、北二京，皇帝還和方孝孺這一群人討論周禮應門、皋門底制度：固然那一次還是失敗了，但是現在是太平時代，為什麼不可以再試一下？然而居正底行為又使得他們失望了，他們甚至公然說道：

我們以為張公在朝，當行帝王之道。現在看他底議論，不過是富國強兵，僅僅這樣，真真使人失望。

居正聽了以後，只是一笑道：“這是太客氣了，我怎樣能使國富兵強呢？”

到萬曆七年，在這方面，有了一些把握，居正才昌言道：

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令十二牧曰，“食哉維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才涉富強，便雲“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理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衝德外，其播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嘆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強哉！（書牘十一《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辨》）

居正對於國事的認識，是富國強兵，但是這一群人要行王政，要談堯舜，談周孔。居正便提出堯、舜、周、孔底議論和他們辨難。他們有時談到宋朝周、程、張、朱底主張，居正便不客氣地認為“皆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