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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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死活的，他們所遵守的唯一原則是“量出為入”，竭澤而漁。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在1935年竟已預徵田賦到1978年；鄧錫侯的二十八軍在1935年甚至已預徵田賦到1991年。更有離奇的是，湖南省慈利縣1931年的田賦已經預徵到了公元2117年。這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民除了自己一代以外，有的竟要提前替兒子一代、孫子一代乃至玄孫一代甚至是22世紀的第8、第9代後人，向反動政府交捐納稅。

同時，臨時加徵的地方軍費開支又成為固定款項，且名目日益繁多。如墊江縣就有安川費、剿赤費、短期公債、田賦公債、軍米款、臨時軍費等，紛至沓來，此款未清，彼款又至。鄉民日日忙交款，壓得氣都喘不過來。在重賦之下，地主富紳多想法逃脫，漏減，而一般的自耕農根本承受不了，紛紛賣田賣房，甚至賣兒賣女，家破人亡。

三徵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實行的“田賦徵實”、“糧食徵購”、“糧食徵借”合稱“三徵”。所謂“田賦徵實”，就是硬性規定田賦徵收實物；所謂“糧食徵購”，就是以大大低於市價的“官價”強向農民徵購糧食；所謂“糧食徵借”，即是強行向農民“借糧”，實際上是借而不還，變相搶劫。“三徵”是抗戰時期的特殊政策，但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政府為了打內戰，繼續實行“三徵”。從1946年到1947年，國民黨政府透過“三徵”向人民掠奪了2億市擔左右的糧食，約佔1947年糧食總收成的29％。江西省的峽江縣幾經日偽的竄擾，人口只剩下3萬多了，而1946年的徵購軍糧數字卻分配到10萬石之多，平均計算起來，每人（包括吃奶的嬰兒在內）竟要納糧3石多。人民連飯都沒得吃，哪裡繳得出這麼多糧食呢？以致逼得江西省糧食處長程某也只好投河自殺。糧食處長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還有“壯丁費”等。

雜稅

在鄉村集市，雜稅名目更為繁多，正式的有契稅、肉稅、鹽稅、榷稅（專賣稅）、油稅、菸酒牌照稅、郵包稅、印花稅、春帖捐、活豬厘、紙捐、染捐、煙秤稅、煙土稅等等。有的稅、捐之中，又分國家正稅、地方附加稅（如攤派的黨費、教育費、建設費、司法費、財委會費、工廠費、教農工會費、指委會費、圖書館費、救濟院費、商會費等）。地方附加稅由各地方機構層層剝皮，任意揩油，實際徵收數常常比國家正稅要高出幾倍甚至幾十倍。到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又先後開徵了遺產稅、土地改良稅、交易稅、豬腸捐、鬥息稅、秤息捐、肥腸捐、特稅捐、油捐、旅店捐、保甲捐、廟會捐、油榨牌照稅、燈草營業稅、山租等幾十種稅捐，真是多如牛毛，數不勝數。俗稱國民黨稅多，由此可見一斑。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24）

通貨膨脹

另外，國民黨政府又都透過發行公債，濫鑄硬幣、濫發紙幣來製造通貨膨脹，搜刮民脂民膏，這實際上也是變相的苛捐雜稅，它使物價扶搖直上，老百姓的口袋越來越空。這種情況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後期已達萬分驚人的程度。據統計從1937年7月抗日戰爭開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國民黨政府的通貨增發了1400多億倍；物價上漲了85000多億倍。下面一組數字最能說明問題：

100元法幣，在1937年可以買2頭牛，1945年就只能買2個雞蛋了，1946年買六分之一塊肥皂，1947年買一個煤球，1948年買五百萬分之一兩大米，1949年買五十萬萬分之一兩大米，也就是說，半粒大米也買不到了。

驕奢淫逸

地主階級靠著殘酷的封建剝削，積累了大量財富，而農民卻一貧如洗，被剝得精光。地主住的是深宅大院，高樓廣廈，而許多農民卻是棲身巖洞、破廟、樹下、橋腳。地主穿的是綾羅綢緞，戴的是金銀珠寶，而有許多農民不分寒暑，僅有一條手巾、一塊破布*。吃的更不必說，所謂“富人一席酒，窮人半年糧”，毫無誇張之處。有一些中、小地主，為了進一步“發家”，拚命聚財，特別吝嗇，這是地主階級貪婪本性的一種表現，並不是所謂節儉持家。

劉文彩那樣的大惡霸地主自不必說，其他的大地主哪個又不是驕奢淫逸。

浙江武義縣童蘆村惡霸地主童雄梓，吃的飯，是上等精白米；吃的菜，除雞鴨魚肉以外，還要吃最先上市的時令菜。每餐吃喝，至少8菜1湯，一天伙食費，就要300多斤稻穀。吃得稍不如意，還要打人、罵人。富陽縣鳳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