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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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10月初，日軍剛剛撤退時，薛嶽就急不可待地向蔣介石報捷：

“……日軍分三路進攻長沙，我誘敵深入，於長沙附近予以痛擊，敵傷亡慘重，向北潰逃……”

白崇禧、陳誠也都向蔣介石發去了捷報。

不久，以蔣介石為首的黨政軍各界要人又紛紛給第9戰區發去賀電。

蔣介石電文：“……此次湘北戰役，殲敵過半，捷報傳來，舉國振奮，具是指揮有方，將士用命，無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員，希切實查明評報，其死傷官兵，並應查報，以憑獎恤，自茲勝利初基業已奠立，我將士之責任愈重，務望勉勵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驕矜，勿懈怠，光大戰績，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國民政府電文：“薛長官伯陵勳鑑：此次寇犯湘北，關係戰局綦重，該長官指揮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殲除頑敵，保障全湘，捷報傳來，舉國歡慶，應即覆電嘉慰，並飭傳諭所屬，益加奮勉……”

何應欽電文：“長沙薛長官伯陵兄：湘北會戰，經獲全勝，捷音傳來，良深欣賀，吾兄指揮有方，殺敵致果，厥功無偉，敵人遭此慘敗，心膽俱寒，仍希再接再厲，奮邁前進，以獲全功。”

第一次長沙會戰結束後，日方和國民黨方面各自都公佈了己方統計的戰果：

日方聲稱此戰斃、傷、俘國民黨軍萬餘人，而日方的傷亡數字僅為3600人；

國民黨方面則宣稱日軍死傷3萬餘人，第9戰區的傷亡人數為4萬餘人。

事實上，當時雙方在作戰中究竟各自損失了多少人，我們現在已無法確切查清。

那麼，這一仗究竟是國民黨軍勝利了，還是日軍勝利了呢？

從當時國民黨方面的宣傳看，顯然是將己方作為勝利者。而岡村寧次在其回憶錄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連國民黨方面把此次會戰冠之以“長沙會戰”的名稱，都認為是不準確的。他說，第11軍的作戰原案中並沒有一定要佔領長沙的提法，而是要在贛江與湘江之間打擊中國軍隊，若作戰進展順利則相機攻佔長沙，因此，如何有日軍兵敗長沙一說？在岡村寧次那裡，這次會戰被稱為“湘贛會戰”，並認為他才是勝利者。

當時的第9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處副處長兼作戰科長趙子立，1984年曾撰文指出：“此次會戰，我軍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設陣地可供利用；日軍是攻者，常暴露於我陣地之前，其傷亡不會比我軍少。據實而論，只能算是一個‘平局’。說是‘長沙大捷’，有些誇張。”

有學者曾指出：此次會戰，從日軍進攻開始，至日軍主動撤退告終，戰場全域性的主動權基本上操之於日方。戰鬥結束後，雙方軍隊都回到原有陣地。因此，就會戰區域性而言，雙方未分勝敗。但從抗戰的全域性而言，卻是對中方有利。日軍要消滅第9戰區主力的目的未達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並退回原陣地。而中國方面判斷日軍將進攻長沙，為此做好了萬一長沙不守的多種準備，所以將日軍未能攻到長沙而退卻視為勝利。

薛嶽錯失良機（2）

這種分析應該比較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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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的“加號作戰”方案（1）

湘北大捷，中國軍隊橫渡汨羅江，收復新牆河，進逼岳陽。

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陸軍部會議正式透過《對華長期作戰指導計劃》。其中指出：至1941年秋季以後，在華日軍應轉入長期持久戰的態勢，而在此之前的夏秋之際，應“發揮綜合戰鬥力量，對敵施加強大壓力，以期一舉解決事變”。

日本陸軍部次官阿南惟畿在會上提出了應“進一步考慮關於積極努力解決中國事變”的意見，並受到重視。

阿南惟畿曾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從陸軍大學一畢業，就被選拔為日本天皇的侍從武官，受到日本天皇的偏愛，成為日本皇室有意挑選培養，放在陸軍中，作為制衡隨著戰爭的持久與擴大而日益跋扈起來的陸軍勢力集團的一名心腹將領。所以，儘管他並沒有多少戰功與實績，卻飛黃騰達，青雲直上，提升得很快，年紀輕輕的就當上了陸軍部次官。

4月中旬，阿南惟畿帶著大本營的指示，從東京來到漢口，接任第11軍司令官的職務。隨後阿南惟畿便指示其參謀人員研究夏秋期間對長沙進行作戰等有關問題。

6月，阿南惟畿在第11軍的一次幕僚會上明確指出：攻取長沙不成問題，高山、大河何所懼，應立即進行具體研究。他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