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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劉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漢宣帝氣的痛罵:“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而這個劉奭,便是大名鼎鼎王昭君的歷史配角……
說來也是奇怪,但凡事大規模鼓吹儒教,然後儒教強勢發展的時候,對應的都是王朝的衰敗……
春秋戰國時期,魯國實行儒學制國,結果國家不但沒有強盛,反而很快被滅。
西漢武帝以前,沒有實行儒學,實行了黃老學說,國家逐漸發展。到了漢武帝時期,劉徹為了對付匈奴,採用了加強集權,這個時候儒教替漢武帝做出了思想理論上面的行動依據,然後儒教漸漸興盛,而伴隨著代表著封建大地主階級的儒教士族集團興起,漢代也漸漸的衰落,直至當下的亂局……
再往後,在唐朝初期,九品制度被廢除,儒家學派被削弱,國家再度強盛。
宋朝,因為擔心黃袍加身的再次上演,對於武人的打壓達到了新高度,儒家學派便借這個機會捲土重來,法家、兵家被削弱,國家對外極其軟弱,對內則全力維護君權,打壓貧民,無視社會變革,抑制商業經貿發展,企圖再度回到上古的小農經濟當中。到了南宋,儒家更是加強,然後便沒有然後了……
宋朝的滅亡可以說是儒家制國失敗的經典案例,明朝也是如此,儒家學派再次加強,所以……
至於清朝,儒教為了迎合統治者,更是扭曲的不成人形了。
或許都是巧合。
當然儒教在這其中,也有不少熱血志士,但是奈何太多的卑躬屈膝,太多的水太冷,太多的為了權力就可以不顧一切的優秀人物,終究是營造出了這一切。
竹林當中,清風徐徐,原本應該是清淨輕鬆之地,然而蔡邕的現在心情,卻一點都不覺得有什麼可以輕鬆的……
“汝之意,某亦知矣……”蔡邕說了一半,然後搖了搖頭,長嘆道,“儒生爭權……乃求一活路爾……”
其實蔡邕說的也沒有錯,在漢初的時候,在儒家剛剛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領域上得到了獨尊獨享的盛譽和壟斷權力的時候,由於儒家極為害怕這種在人們思想領域中的獨斷權力會迅速丟失,以及害怕再出現一個類似當年誅殺他們“暴秦”這樣的法家政權捲土重來,所以儒生儒者們對法家思想的攻擊就相當猛烈,甚至不惜將這種爭鬥,覆蓋到其他的學派當中……
後世那些動不動就叫囂著要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想必在漢代這個時候及其符合儒生的觀念。
“如此便可以筆墨殺人?”斐潛說道,“此種伎倆,亦為孔子所授?”孔子是沒有動筆墨的,他最多隻是動動嘴,而用筆墨殺人,則是後續的儒生衍生發展出來的。
蔡邕是比較傾向於古文經學的人,所以斐潛也就直言不諱了。和今文經學那種動不動就糅合各種道、法、陰陽等等學派為己用的拿來主義者不同,蔡邕更注重的是原汁原味的傳承和發展。
就像是董仲舒,三次應對武帝的策問,用陰陽五行、天人合一的思想對儒學進行發揮,把儒學改造成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神學理論體系,其中就已經是糅合了道家、法家、陰陽家等的成分,然後便成就他的一家之言。這種側重於義理論證的治學目標和治學方法,實際上開創了今文經學派的治學風格和治學態度,儒教也變得越發的神秘化和宗教化。
這一點,恰恰也是蔡邕看不慣的。
蔡邕可以容許今文經學的發展,他也不反對今文經學的一些詮釋,但是動不動就以心論之,隨便扯一個句子便說其中含有孔子的微言大義,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的窮究下去,這樣的治學態度,讓蔡邕很不以為然。
所以當斐潛說當下儒生喜好用筆墨殺人的時候,蔡邕也是無言以對。
儒生幹這個事情的人,不在少數。
最著名的莫過於司馬遷,其在《史記》之中大罵商鞅是“其天資刻薄人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不僅如此,對於秦始皇也是不遺餘力的抹黑,直接把秦始皇辱罵成了不是人的禽獸畜牲惡魔和暴君,“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司馬遷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們對包括當年給與他們教育文化專控大權的漢武帝劉徹一樣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漢武”並列加以羞辱醜化,無非是因為漢武帝雖然給了這些儒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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