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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徽感覺這五方上帝的『真經』,其實也在貫徹著斐潛的一個觀念,就是隻要真正的經學,而不是那些後人假借前人之名杜撰的東西。

前人做前人的經,後人寫後人的書,說起來本來並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後人非要牽扯到了前人,並且以前人的經文作為後來者的標準,或是背書,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新作沒問題,其實就是一種根本性的錯誤。

華夏前進的思想,應該年年都如新開的花一般的燦爛,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如古花一樣的蒼老。

古文經的誕生,和今文經隔了一代人。

而且司馬徽如今發現,古文經其實有三批,或者說是三個版本。

甚至可能還有更多的版本……

也就是從孝文皇帝,到了孝景皇帝。

司馬徽之前為什麼覺得古文經是真的,主要是因為古文經一個是在孔氏府內被發現的,另外一個是劉餘這個人據說是從小有口吃,好聲色,養狗馬,沒有爭帝位的能力,也就不存在利用古文經來爭功了……

魯恭王所得,或許應該是真的,但是那些書籍,並沒有什麼後續的動靜,便是無所蹤了。

司馬徽一度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惜,但是現在想起來,在可惜之外,就多了幾分的可疑。

畢竟以常理推之,既是魯恭王壞孔宅所得書,似乎此本就不應有孔安國家人再獻之事。孔安國所謂家藏本和魯恭王的孔壁本,很可能並不是同一個。

孔安國的古文經,應該是第二版。

孔安國的版本,是『古以今之』,也就是用今文的方式去解讀了古文。所以雖然名義上稱之為古文,但是實際上有可能並非真的完全是古文。

那麼第一版應該在誰手中呢?

司馬徽覺得應該是在劉歆手裡,劉歆是淮南王劉向的兒子。而劉向的父親是劉德,劉德又是劉餘的兄長,所以如果說魯恭王劉餘獲得了藏書,然後作為一個喜好走狗飛鷹,聲色美女的傢伙來說,將書籍送出去給自家兄弟之中喜歡這些經書的人,似乎才是一個合乎常理的推斷。

劉歆對當時的博士只傳授今文經,不傳授古文經非常不滿。於是上書漢哀帝,指責今文經為秦代燹書之後新編的經書,和古文《尚書》相比根本就殘缺不全。請求立古文經《毛詩》、《左傳》、《禮》等古文經於學官之中。

只可惜啊……

劉歆的古文經沒趕上好時候,經過他整理的經文可能是真的,但是沒過幾年,王莽掌握了實權,王莽為了便於推行自己的改革,便想到了『託古改制』,於是剛剛站穩腳跟的『古文經學』正準備大幹一場,把自己的學說發揚光大,卻因為王莽的倒臺,劉秀的崛起,而突遭變故,盡數團滅。

此外,司馬徽在東觀藏書之中發現,其實在漢成帝的時候,還有一個姓張的,搞出來一百零二篇的《尚書》獻給皇帝。皇帝命人從庫房裡找出當年孔安國的獻書進行比對,發現同樣的篇名卻有完全不同的內容。所以至少在漢成帝的時候,古文經就已經是好多版本了,而且孔安國的版本,至少在漢成帝的時候依舊在皇室之中。

其實在歷史上不僅是漢代有人假古文今文的名頭搞事情,就算是到了後面的封建王朝之中,也有大批的人假借古人的名頭,動不動就說是某某古人所作,實際上麼……

關於這個古文今文的真假,一直是華夏文人的一個情結。在北宋年間,朝廷還專門寫了一封國書發去朝鮮,讓朝鮮找一找有沒有古代,也就是宋代之前的古文經,有的就一定要送來。然後歐陽修老先生也寫了一首詩歌,其中表示『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如果能誰能找出來,定然是感激流涕。從這個方面來說,也從一定的角度上證明了整個東亞文化圈,都是從華夏起源發展出去的。

幾千年來,華夏的流量密碼就是『尊古』二字。對傳統封建王朝來說,有一個不言而喻的道理,時代愈古遠,所說的話就愈權威,愈接近真理。

這個標準一方面帶來了好處,『尊古』的精神刺激了華夏曆史的蓬勃發達,也使得華夏的對於歷史,歷朝歷代都很重視,使得後人還能讀到這些千年古書。

另外一方面,這個標準也帶來了壞處,在這些傳統經文書籍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層層地解釋,同時也是一層層依附古人說話。形成了『經、傳、注、疏』的套娃形式,一層解釋上一層,各層之間有著明確的詮釋權力安排,下面一層的解釋永遠不會去質疑或改動上面一層。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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