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9章 耕鑿居人有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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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固，八荒靖平。』

『故民數者，庶事之所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裡，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諸位以為然否？』

斐潛點了點頭，又補充說道，『此乃守山明堂，以論定高下，無關貴賤職權，諸位可暢所欲言，絕不以言論罪之。』

關於人口的議論，其實各個朝代都有。

春秋時期大多鼓勵人口增長。

儒家，黃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觀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與土地之間存在著矛盾，強調人與地的對比關係，而且這傢伙還特別注重人口調查，可謂是歷史上組織全國範圍人口調查的第一人。

然後，韓非子則在商鞅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把人口與土地之間的矛盾視為『民爭』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然後韓非子也是光有意見沒建議，他有『民爭』的憂慮，說是『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結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張透過法制來制止『民爭』。

到了唐代的時候，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則表示人口與其相生相養論有密切聯絡。韓愈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不是自給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間相生相養，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勞動，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則他對社會就是無益的。

依照這種理論基礎，韓愈進一步地將人口將原本的『四民』，按其職業分成了『六民』，並且認為農、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養的，為社會所需要。然後士是治人者，由別人供養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對社會有益的人。而所謂僧、道二民，則不從事農工商等經濟活動，卻需要農工商供養，實質上是一種過剩的人口……

從某個角度上來看，是不是從韓愈的唐代開始，就已經有了『精英』執政的味道？

為本階級帶鹽麼，人都要恰飯麼，有什麼問題？

可是華夏真正想要強大，是能靠單一的階層麼？

尤其是靠那些所謂『精英』階層？

天寒地凍的，水確實太涼了，但是頭皮麼，還是可以涼快一下，這矛盾麼？

什麼才是『士』？

那是『土』的變形啊！

當然，也不是沒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時的馬端臨，就是華夏曆史上首次明確提出人口質量問題，並論述了其重要經濟意義的人。他表示，『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

雖然說馬端臨之言，未必沒有借題發揮，抒發心中鬱悶之情，但也是華夏人口思想發展過程當中的一個重要進步，要數量，也要質量，否則那些整天不著調的說一些混賬話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麼好作用？

臺下眾人，雖然聽聞斐潛說什麼言者無罪，但是在當下明顯是要以此論來正名的時候，跳出來和斐潛做對顯然並不是什麼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潛讓眾人暢所欲言，可依舊是沉默一片。

斐潛看了看種劼。

種劼輕輕咳嗽一聲，然後拱手說道：『有百畝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國策之易也，足以養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僅足以養十五，雖有經天緯地之才，亦難逃饑饉之苦，甚或餓殍遍野是也。雖有田增之術，然術增之有限，人增之無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潛點了點頭，『大祭酒所言甚是。』

『單以農而論，田畝之數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畝產養驟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問，理當解之。』

『那麼，何人可解？』斐潛環視一週，溫和笑道，『可是令農自解？畝產定數，口算歲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嬰孩，以免口算。』

『故農之困頓，當士以解。』斐潛斬釘截鐵的說道，『然今山東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稅役而已。』

大漢賦稅粗糙，甚至可以說即便是到了後世，稅收制度依舊不盡如人意。原本應該是起到社會調節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