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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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2年，由於人為和自然的雙重災害，已經十分明顯，無法再硬撐下去。國民經濟開始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政策。*為了貫徹這“八字方針”，調整教育事業，一方面裁併五八年以後新辦的大專院校和中專學校，一方面精簡教職人員，開始更大規模地“下放”人員。各地已有成千上萬的人失了業，“光榮支援農業第一線”去了。當時劃了一條所謂“五八線”，即各個單位凡是1958年以後從社會上吸收進來的工作人員，不論正式工或臨時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學校，一位學校教導，還是共產黨員、復員軍人，被“下放”了。另一位縣級幹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師，也“下放”了。兩位跟我一樣的“試用教師”，早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我想，這次再也不能倖免。果然，校長最後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進入陰森的時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飛快地旋轉著。往日失業，苦悶，空虛，無聊，頹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現，我無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墮入無底深淵，怎麼也到不了底&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amp；#8226；

為了活命，為了不重蹈覆轍，我不再文質彬彬去乞討別人的善心了。我發瘋似地跟校長吵了起來，提出一個個疑問：我沒有申請，哪來的批准？我要是初中畢業就出來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線”，難道多讀三年書反而有害？讀師範的出來工作屬“國家分配”，讀“普高”的屬“社會吸收”，就要被“下放”，可當年“中考”錄取，還是成績好的上“普高”，這也有錯嗎？

校長苦笑著說，他本人無能為力，這是上級的規定，他自己的愛人也被“下放”了。

我堅持不肯蓋章領取“下放金”，把三個問題又擲給上一級領導，才憤憤地回家。（待續）

九、人生岔道——徘徊選擇（2）

我又象一個流浪兒感到無依無靠，茫茫天地，不知何處是歸宿。周圍的幾個人都被“下放”了，我孤立無援，感到絕望極了。又是整天無所事事地在家靜呆閒坐，毫無目標地瞎逛。

轉眼到了八月底，一天校長突然到家裡來，通知我趕快去學校，準備開學上課，就是說我被留住了。絕路逢生，我若痴苦狂，生活又變得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原來並非我的強硬態度使上級改變了主意，而是內部另有一條“留強棄弱”的政策。我當小學教師雖說是初出茅廬，前後也就兩年時間，但在教學上已有一定的獨創。縣教師進修學校曾派人多次聽我講課，反映良好。學區領導聽取他們的建議，把我留住了。我是當時全學區被留下的三位特殊教師中的一個。

就這樣我保住了一個不大情願乾的工作，僅僅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較為安定的生活，在當年的“困難時期”只能買到二十八個“高價餅”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鬥中我再一次取得勝利，也是第一次發現一個人的才能，畢竟比所謂“政治紅”更有用，更會受到別人的歡迎。

幾乎是同時，我又接到團縣委關於恢復我的團籍的通知。真可謂福星高照，雙喜臨門。四年來我為“開除團籍”的事，一再向上級申訴，都毫無結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開始對“右派”分子進行“甑別”，我又一次投書申訴，上級才著手討論我的問題。團縣委負責人在“甑別”後，對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當初“鳴放”的內容並非全是錯的，“只因為說得太早”　，承認當年對我的處分違反了團章的規定。

我如獲新生，以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對前程又充滿了無限希望，以為光明將垂手可得。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若有所失，心靈上蒙受四年摧殘，這種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發育健壯的脊樑骨，壓成老年人的駝背，尤其是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著被開除，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價已是無法追回，無能償還了。除了感嘆痛惜，一無所有。

當然，能“甑別”比不“甑別”好。在當時，一個人如果沒有在政治上洗涮汙點，掃清道路，任何事情都難於辦到，連在社會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難。此時我的理想也跟著復活了。

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學之門。我還是不想做一個服輸的人，只要政治上能過關，學科考試成績完全可以憑藉個人的努力去達到。只要不超過三十歲限定的考生年齡，我絕不放棄考大學，進大學仍是我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