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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答應,說我母親剛來過,有什麼好看的。我思鄉的情緒越發強烈,晚上睡不著覺,飯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媽媽,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學朋友,我感到再不順從我的心願,恐怕要病倒在這裡。
後來好容易等到中隊長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從指導員那裡獲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沒亮就動身,一路上幾乎是小跑著回來,激動的心情簡直無法形容。進到城裡,雖然才離開一個多月,好象許多東西變了樣,一時認不出來了。家裡人說我曬黑了,長結實了。
我不想多談工地上的事,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就到理髮店去,這頭髮已好久沒理了,亂蓬蓬的,鬍鬚足有寸把長,一路上就因為這滿臉啦喳,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束縛住了。理完髮,我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們都說我是個大傻瓜,不該自討苦吃跑到工地去。他們正在街政府響應“全民鍊鐵”號召,建築小“鍊鐵爐”、辦所謂“沼氣廠”,論政治表現比我顯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況,街政府根本不關心,我象是在盲目地敬神,沒有一級領導注意到我這一舉動。要是萬一我犯了錯,他們倒是會立即“關心”起來。
我有點後悔,不想再上工地去。我不怕勞動,也不怕苦,但那種帶有強制性的幹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沒有電影、沒有書、沒有朋友,對我來說日子也是難熬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後人家會說我是經不起考驗從工地上逃回來的。去容易,來可不容易,工地隨時在追討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了,已經超假三天,多虧朋友替我打了一張“病假證明”,我才敢回去。
回到工地的當天晚上,中隊長果然怒氣衝衝地到工房裡來訓斥我:“何海生,你為何超假,我要讓大家‘辯論辯論’。”所謂“辯論”,在當時就是批判鬥爭。我拿出醫院的證明,他一時語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這樣,我就不客氣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麼,自言自語道:“這些知識分子就會搞花招。”工房裡的民工會心地對我笑了,可我一點不覺得開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問團到水庫工地慰問民工。我們的街長也來到水庫工地,她看到我,特地過來向我問好,對著中隊長表揚我,是自願報名來參加勞動的。
大概此時中隊長才“發現”我不是“壞蛋”。以後態度驟然改變,不但對我客客氣氣,還叫我到中隊部幫忙抄寫報表,出牆報等等,我這才真正成為一位受到權力尊重的民工。
據說中隊長是一位復員軍人,喜歡講“一切行動聽指揮”,他把自己的發號施令當成至高無上的法律,誰不聽從就要受到“無產階級專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頓臭罵;幹活不認真,劈頭就是訓斥。憑著一股勁,他可以為所欲為,不顧客觀規律,常自恃為:“我為革命,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見。” 還有就是“愛憎分明”,所謂“對壞人恨,對民工愛” 其標準即是根據他自己的好惡。
中隊裡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脅恫嚇,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個人歷史有“汙點”或社會關係有“問題”的人,即所謂“壞人”,一旦被追回,就遭到捆綁,揪到臺上批鬥。可是逃走的人數仍在增加。終於工地指揮部也覺得不妙,後來只好把他調走。
臨走前中隊長在民工面前作“告別演說”,稱這個中隊的民工個個可愛,他捨不得離開,甚至擠出幾滴眼淚。這著實讓人為難,是原諒他所謂出發點是好的,是為集體著想,無條件服從他的無理要求,做他盛怒下的犧牲品,還是堅決反對,抵制他那種近於法西斯的行為?
如果說他對民工有關心愛護的一面,那就是該休息就一律得停下來,強迫你休息。工地偶而放一次電影,一律得去看,不喜歡也不行。當然,除掉“一切服從我”,“聽從我的”,他做事不帶個人目的,炊事員有心多分給他一點飯菜,反遭到他的批評。勞動中他也經常走在前頭。所以他走後,有時遇到工程不順利的時候,大家還會想念起這位中隊長來。(待續)
六、人生磨練——上工地去(5)
工地上最繁忙的時候,民工達三萬多人。整個工地人山人海,口號聲此起彼伏。領頭問:“大家餓不餓?”眾人就齊聲答:“不餓。”“手疼不疼?”“不疼!”精神上的激勵往往讓人忘掉了疲勞。有節奏的“哼噢嗨喲”打夯聲,一陣高過一陣,更令人精神昂揚激奮。遇到“高產日”就更加熱鬧,整個工地簡直沸騰起來。天不亮就出工,直幹到夜半收工,整整二十個小時,中間除了吃飯,沒有休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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