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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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一句話：“戰爭與友誼分別是構建與摧毀的原因。”

劃分敵友是政治的標準。對於“政治”，大部分人都懂，但是大部分人又不懂。政治是人際遊戲中的娼/婦，每個人都聲稱自己曾見過它的本質，但是卻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見過它的本質。

它的標準實際上也如娼/婦與金錢一樣簡單——那就是“劃分敵友”。

與貼近我們生活的其他各種組合相比，尤其是與道德、審美相比較，甚至具有的是獨特的由自身為中心所展現出的特定標準。因此，政治必須以自身的最終來劃定基礎。

這樣類似的劃分在道德層面上是善與惡，在審美中是美與醜，在進不到“美學”中大抵也是對稱與否，而在經濟學家眼中則是獲利與風險。

每當我們談論起“政治”，這種過於簡單分明的界定使它本身變得不再神秘，甚至更貼近幼童的遊戲。這種清晰的自明性玷汙了所有玩弄這種遊戲的人本身所認為的高貴性質，因而，他們將政治的本質不斷隱藏，同樣，也在自身佈置的種種迷霧中迷失方向。

等到我們迴歸本源，提問道：所有政治活動的動機是什麼的時候，我們自發的便會回應：朋友與敵人。

這就是政治的定義了。

因為“朋友與敵人”與道德、審美等諸多對立相似，它們都具有獨立性。此外，這種獨立並非指一種截然不同的領域，而是指它既無法建立在其他任何一個對立面或不同的對立面的組合上，也無法訴諸其他對立面。

即是指：如果人們不會將簡單的善與惡的對立等同於美與醜、利與害的對立，或者將這種對立歸咎於其他對立，那麼，人們則更不易於將朋友與敵人的對立混淆於其他對立。

朋友與敵人的劃分是一種高強度的統一與分化、聯合與分裂。它由我們的自身出發，在理論與實踐中獨立存在，而無需同時藉助於道德、審美、經濟或其他方面。

政治的敵人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是邪惡的，或者審美上是醜陋的，進步中是非對稱的；他甚至不會以經濟上的競爭者身份出現。然而，政治的敵人畢竟是外人。

從我們自身的情感上來說，敵人容易被當成邪惡醜陋的一方來對待，因為我們的每種劃分均利用其他各種劃分來支援己身，政治的劃分也是如此。

在道德上邪惡、審美上醜陋，經濟上有害，不一定會是敵人；那些道德上善良。審美上美麗，經濟上有利可圖的，不一定會是朋友。

很遺憾，鄧布利多之於福吉部長，是後者。

報紙上不斷為審判造勢，即使犯人缺席，這場審判也如山頂滾落的巨石，以一種勢不可擋的姿態在時間與世界的道路上前行。

真是遺憾吶。

我坐在福吉部長的位置上，盯著他那張充滿敲擊痕跡的辦公桌出神。當部長走進來的時候，他的眉毛滑稽地在眼睛上方抽搐，嘴角下撇地盯著我。

“別這樣看著我，部長先生。”我說，“至少，這不是對待一位忠誠的‘友人’的態度。”

福吉面色陰沉地坐在沙發上：“友人嗎？這位女士，您應該知道這些天我見過多少人。”

“我從不在乎您見過多少人，就像我不需要在乎站在這裡的是誰。”我對他說，“當然，最好的選擇總是雙向的，如果無法達成我們的目的，我不介意換一個合作物件——特別是當朋友之間連姓名都無法記住的時候。”

“如果您認為這是‘朋友’。”

“如果你想投誠，女士，僅僅坐在我的座位上還不夠。”部長狡猾地說：“或許，您得準備一些‘誠意’。”

“誠意！”我撐著嘴角的皮，笑了一下，“您希望的誠意又是什麼？殺死鄧布利多嗎？先生，這可是一個危險的舉措。”

福吉沒有說話，但是他的臉上卻滿是暗示意味。我明白他的想法。像這種無論結局如何總是會率先提出自己要求的談判手法，在桌上十分常見。

但是，我為什麼要滿足他呢？第一輪的報價往往是最不可信的，它預示著：我們還能再談談。報價者叫囂著，“與我再談談吧，我能接受你的壓價”，承接者也在大喊，“別做夢了，你可不值這個價錢。”

不過，我們的生命是迂迴的。貫穿到細小處，談判也是一樣。

我對他說：“您讀過《麥克白》嗎？”

“從未。”

“好吧，先生，我不介意將你我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