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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橫有託，運用合度，方可謂書。”這些書法家在講寫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觀念、哲學觀念、宗教觀念。如果僅僅就書法技巧論，揣摩兒童筆畫，描畫自然物象，不是太離譜了麼？只有把書法與生命合而為一的人，才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求轉化成筆底風光。
在我看來，書法與主客觀生命狀態的關係，要算韓愈說得最生動。他在《送高閉上人序》中說及張旭書法時謂：“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記得宗白華先生就曾借用這段話來論述過中國書法美學中的生命意識。
宗白華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學，而遠在唐朝的韓愈卻在寫著一篇廣傳遠播的時文。韓愈的說法今天聽來頗為警策，而在古代，卻是萬千文人的一種共識。相比之下，我們今天對筆墨世界裡的天然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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