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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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元稅制是大漢帝國以蔣琬為代表的工商派系極力推動的稅制改革方案，基礎是在大漢已經初步實施的田畝稅和純利稅的基礎上，實現銀元的流通化，以銀元代替紫銅錢成為稅率計算單位，解決紫銅錢越來越無法確保市值的問題。

當然這一切只是表象，隱埋在銀元稅制後的根本性改革是徹底取消戶口稅，改為按財產計稅的方式，戶口稅是早期門閥制度的根本，一旦被瓦解，大漢帝國的門閥就將徹底頹敗，帝國的基礎也將由門閥變革為農場主、商人、技師、學者為代表的新興階級。

人們喜歡把門閥制度的消失歸功於科舉制度，但這是錯誤的，實際上，就科舉制度而言，擁有較好文化基礎的門閥集團本身也可以在科舉制度中獲利，歷史上門閥集團的崩潰，最主要原因是唐朝兩稅法的實施。

唐朝兩稅法的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徵收賦稅。同時政府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徵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

兩稅法的核心思路是“唯以資產為宗”，它改變著將工商業視為浮末、不道德行業從而嚴加限制的做法；也改變著將土地的佔有，視為威脅國家安定從而嚴厲打擊的舊做法。

儘管兩稅法並沒有表現出保護工商業及大地主利益的積極性，因而存在著很大侷限。但政府現在已經初步懂得以經濟的手法管理國家經濟的道理，因此無意間也承認了一切私人的贏利活動是合法的，從而引起所有制觀念的更新。這放開了一條缺口，使地主階級、工商業者放開手腳去兼併土地、經營產業。貧苦的杜會階層也因此獲得了一點自由。

在按戶口人頭納稅服役的時代，破產的小農只有取消自己的戶頭和獨立，完全依附到富人家裡去。才能免除朝廷的征斂，現在他們可以不那樣做了。清貧可以少出或不出賦稅，他們就可以用契約的方式向地主租賃土地，人身依附關係鬆弛多了。社會矛盾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

唐朝中期以前，人民起義的矛頭多指向朝廷，中唐以後則更多地指向地主，北宋初年王小波提出的口號是“均貧富”，以後造反甚至是要“替天（”天“指皇帝）行道”。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的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鬆了綁（富人受惠當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地全面高漲。

中唐以後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面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歷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只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冢族很多。

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後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

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徵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於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的鬆動，也不利於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裡。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願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唐宋間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的城市遍佈全國，附麗於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大漢帝國在華夏元年到二十年之間，主要賦稅收取一方面依靠單純畝產計算，另一方面也依靠門閥按戶計稅，這是劉協為了獲取門閥支援，取得全國統一的臨時之舉，但這種計稅方式已經明顯的約束新興階級的權利，蔣琬作為新興階級的代表人物，又身為負責國內經濟運營的中治略公，自然成為提倡新計稅方式的主要人物。

蔣琬有蔣琬的問題，他雖然提出了銀元稅制，以財產收入定稅，並且設定了三百銀元年收入以下者無納稅義務，在某種程度上確保了貧困者免稅方式，在農業稅上，選擇每畝納半銀元稅收的固定稅制，但又抵禦更先進的“減富增貧稅制”，從這個角度而言，出身新興階級的蔣琬首選的還是追求本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

劉協很清楚，銀元稅制只是唐朝兩稅制的一個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