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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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行遊擊戰和帶遊擊性的運動戰，是徐海東指揮紅軍作戰的基本戰法，也是他軍事指揮藝術的又一重要特點。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作戰的經驗時，曾明確指出：“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我們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對此，徐海東有深刻的感受。

�1932年11月12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由於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影響，忽視了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基本實際，對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長期性、艱鉅性認識不足。他們為了實現中共臨時中央制定的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失利後的形勢做了錯誤的估計，“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他們錯誤地認為：敵軍對鄂豫皖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已經走入失敗的地位”，“農村中蘇維埃政權已經鞏固起來”，我們今後的總任務是消滅蘇區內的敵人，“奪回中心城市，迅速的與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北的蘇區的游擊戰運動戰打成一片”，“恢復整個鄂豫皖蘇區”，“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造成戰勝帝國主義的先決條件”。郭家河戰鬥勝利後，省委又錯誤地認為：在鄂豫皖蘇區的敵軍已處於守勢，紅軍進入“反攻時期”，要求紅軍實行冒險進攻，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並於1933年3月7日發出《鄂東北通訊》，號召蘇區廣大軍民“趁熱打鐵”，“奪回中心城市”，“首先奪回七里坪、紅安縣、新集、宣化店”，“恢復整個蘇區”。徐海東認為這是一個完全脫離鄂豫皖蘇區實際的決定，堅決反對冒險進攻七里坪等中心城市。他指出：“圍剿”鄂豫皖蘇區之敵總兵力這時仍有15個師零4個旅，加上地方反動武裝，超過紅25軍近20倍，敵大我小、敵強我弱的基本形勢並無改變；蘇區的全部城鎮和交通要道及廣大農村仍被敵軍控制著，敵軍仍在加緊構築堡壘，不斷進行“追剿”、“進剿”、“清剿”，紅軍的處境仍然十分險惡；七里坪是鄂東北地區的重要集鎮，南有大小悟仙山（亦稱大小霧咀山），西、北有倒水河，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特別是敵軍於1932年12月佔領七里坪後，即在其周圍加緊構築碉堡、圍牆、壕溝，設定鹿砦、鐵絲網，構成了堅固的防禦體系，對紅軍的進攻造成很大威脅，尤其是紅軍沒有重武器，難以攻克。他堅決主張實行運動戰，在運動中不斷調動敵軍，並根據敵情的變化，適時變換作戰方向，趨利避害，創造戰機，打擊敵人，削弱其有生力量，積小勝為大勝。

然而，省委拒絕採納徐海東的這一正確意見，貿然命令紅25軍於1933年5月2日向七里坪發起圍攻，至6月13日，歷時43天的七里坪戰役宣告失敗，紅25軍雖予敵以重大殺傷，但部隊卻折損過半，遭受了嚴重的損失。隨後，又在鄂東北、皖西北中心區保衛戰中，又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鄂豫皖蘇區的革命形勢更加嚴峻。錯誤和挫折教訓了中共鄂豫皖省委，使其深刻地認識到“我們這些嚴重錯誤，使革命受到嚴重的損失，確實是山於沒有徹底瞭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傾錯誤所形成的”。10月16日，省委召開了第三次擴大會議，全面檢討了省委的工作，作出了關於黨、政權、紅軍、群眾丁作等方面的決議，制定了新的鬥爭方針，並堅決表示今後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徐海東按照省委確定的新的鬥爭方針，會同吳煥先等率領紅25軍等，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廣泛實行運動戰，縱橫馳騁於鄂豫皖3省廣大地區，先後勝利地進行了長嶺崗、太湖等戰鬥，打破了敵軍3個月“圍剿”汁劃，恢復和開闢了朱堂店、陶家河根據地，顯示了運動戰的強大威力和徐海東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

�徐海東在指揮紅軍進行運動戰中，打擊的目標主要是運動之敵或立足未穩之敵。在七里坪戰役之前，他在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土平章的領導下，乘敵第35師孤軍冒進、裝備較差、情況不熟、立足未穩之機，指揮所部會同友鄰部隊在河南光山西南的郭家河（今屬新縣），全殲其第103旅第205團及其第104旅第207團2個團，取得紅25車重建以來的首次大捷，給大規模劃區“清剿”之敵以沉重打擊，極大地鼓舞了鄂豫皖蘇區軍民的鬥爭決心和勝利信心。

�另外，當著敵人處於分散防守狀態時，徐海東即採取圍點打援的戰法，調動敵於運動之中予以殲滅。勞山戰鬥的勝利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