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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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要談談當前的形勢與任務之類的話題。張靈甫不僅對黨國有研究，對中共、對沙俄、俄共也有研究，對老蔣說，中國當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之叛亂，若抗戰勝利，彼必乘戰後疲敝，起而叛變，望早為之計。老蔣早說過，日本癇疥之患，中共心腹大患，聽學生如此進言，自然龍心大悅。

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期間，兩黨中均有樂觀論調，以為和平真會馬上降臨。張靈甫卻對部下說：“國共不併存，當體察政府苦心，努力備戰，挽救民族，切勿為謊言所誤。”

內戰剛開打後，還佔著上風的張靈甫又說開了喪氣話：“###戰略戰術均優於國軍”，“年餘將死無葬身之地”。進了山東，他給家人寫信，歷數國軍敗績，說山東戰區到處貼有標語曰：“活捉張靈甫”，然後寫道：“他們要活的，我就給他個死的。”有位好事者說：“這不是烏鴉嘴又是什麼？”

好像演了一出“蔡文姬歸漢”

發生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吳強所著的《紅日》打成“毒草小說”，因為從《紅日》中讀得出張靈甫“殺身成仁”的況味。緊接著，20世紀70年代初的電影《紅日》也作為毒草批判而播放，尤其是家喻戶曉的影片《南征北戰》，那個趾高氣揚、神氣活現的國民黨軍張軍長，其原形也正是張靈甫。

張靈甫：名將與他的絕色佳人（10）

然而，“文革”尚未結束的1973年，張靈甫的###、曾先後擔任過兩屆華美協會會長的王玉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秘密地接回廣州。據相關資料說：

1973年秋，周恩來總理從僑胞口中得知王玉齡情況，命黃華設法找王玉齡，邀請她到北京訪問、觀光，歡迎她葉落歸根。最初王玉齡有點猶豫，正式接到黃華的信後，終於打消了顧慮。她從美國經香港抵達廣州觀光，接待她的外交人員轉達國務院的意見：王玉齡何時想回大陸，可隨時簽證。1973年9月王玉齡飛抵北京。周恩來在病中安排時間，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了王玉齡。周恩來言辭懇切地說：“我當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靈甫是我的學生。我們沒有把他爭取過來，我有責任！”周恩來待人熱情、誠懇，平易近人，有一種特別的人格魅力，給王玉齡留下了深刻印象。接著，周恩來又安排王玉齡到幾個大城市進行秘密參觀。沿途不僅有很好的保護措施，而且所到之處都給予很高規格的接待，以後王玉齡每年都去北京訪問一兩次。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同年5月，王玉齡再次訪問北京，鄧穎超和羅青長、熊向暉等熱情接待。鄧穎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王玉齡，親切地與她談心、話家常，關心她的生活。

在張靈甫當年死時，作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就曾有痛失之感。畢竟，他們之間還稱得上師生關係，只是政見不同未相與謀。但對張靈甫的###，他給予相當關注。

對於王玉齡1973年回國的情況，在美國作家寫的《佳人》這本書裡，說她是受朋友之邀從美國到了澳門，而後似乎又在比較懵懂的情況下被請到廣州；可是也有報道說，王玉齡是正式接到由黃華髮來的周恩來總理的邀請信，才下決心回國的。

對當時的實際情形，王玉齡回憶說：“周恩來大概很早，尼克松訪華回去後，就在做我的工作了，就是請我朋友寫信給我，邀請我回北京，說你再不回來，四合院都拆光了，你就看不到老北京了。可是按照那時候的說法，我先生是反革命，我怎麼敢回來？我就很客氣地回了信，說要到你們那裡去啊，簽證比較困難，假設能夠拿到簽證的話，我就回來。沒多久，黃華就寫封信給我，說如果我沒有改變初衷，他就願意給我簽證。我在辦公室裡講這個事情，周圍人就開玩笑，說大概有人想Get　Rid　of　You，把你騙回去殺掉你。

“我就寫了封回信給黃華，我說我從來沒有申請過啊，你能不能告訴我，是誰幫我申請的？後來就沒訊息了。我想沒訊息那就算了嘛。但是過了一陣子，又有朋友，夫婦倆都是醫生，寫信給我，說有機會去澳門學習，約我碰頭。後來我到香港，就打電話請他們兩個到香港來，他們說，你一個人，來起來多方便，還是你來澳門吧，一定要我去。我就把行李寄在旅館裡，到澳門去看他們。第二天，不知不覺，兩夫妻就把我帶走了……”

以下是一位記者於2007年的採訪錄：

記：你上車的時候，不知道是要去哪裡嗎？

王：知道要去廣州，幾個人一說，糊里糊塗就去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