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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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盡卻終有一漏：沒有準確把握成帝的性格。數年以後，王鳳陣營的叛逆者王章，也是因為犯了同樣的錯誤才丟了性命。這是後話。

這個事件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成帝看到王鳳如此“不得人心”，反而會放鬆對他的警惕。

這是所有不自信的庸才主子的共性。他們之所以能夠“放心”地任用眾所不恥的小人，任由他們上竄下跳，除了需要透過他們來滿足自己某種不光明的訴求之外，還有一個原因，便是這些小人的群眾基礎很差，不用擔心他們“喧賓奪主”。反之，對那些才德不負眾望的能人，倒是需要處處設防。

這樣的後果讓王商偷雞不得反蝕一把米。雖然輸得並不算慘，但卻很憋屈。

但王鳳的反攻由此拉開了序幕。他豁出去了，就是拼死一搏也要把王商拉下馬來。

專權之路（二）：制服宿敵，肅清障礙（3）

但這個時機讓王鳳足足等了5年。在這5年間，王鳳廣舉賢才能吏，逐漸在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可觀的勢力，具備了向王商發動總攻的綜合實力。

自古以來的官場文化，上至宮廷朝堂下至山野鄉村，只要有政治和權力的地方，就會有“站隊”的風氣。一旦形成派系，便會有人自覺或自發，主動或被動地要表明自己的立場，選擇投靠哪個陣營。

和下賭注一樣，站隊有站隊的風險，也有站隊的收益。站得越早，局勢越迷離，站錯隊的風險就越高；如果有幸站對了，收益便會非常多。相反，站隊越晚，局勢越明朗，站錯隊的風險就越小，但收益也會很少。

西漢王朝也不例外。王鳳一派的勢力漸成氣候之後，自然會有許多的趨利避害者主動加盟進來。其間既有君子，也有小人。

太中大夫張匡便是這樣一個人物。他顯然沒有谷永那麼敏銳和勇敢，所以一直等到了河平四年（公元前28年），在王商都已經做了5年丞相之後，二王實力對比已經非常明顯時，他才站出來，死活要蹭到王鳳的陣營裡去。領導身邊的近臣，自古以來都是這副德性。

張匡雖然投靠得晚是晚了點兒，但時機卻恰到好處。

這一年三月，又發生了該死的日食天象。往往在這個時候，便會有人興奮無比，有人憂懼不安。作為丞相，王商“難辭其咎”。

張匡率先吹響了指向王商陣營的衝鋒號。

他在上書中來勢兇猛地列舉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說成一個禍國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閨門內亂，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張匡說，此前頻陽耿定便上書，告發王商與父親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與人淫亂，事發後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殺了姦夫以滅其口。他和自己的兒子有矛盾，兒子便想借此機會告發他（兒子告父親為封建倫理道德所不恥）。事情敗露後，面對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還心生怨憤。

其二，企圖借女兒的肚子來“篡權”。

用張匡的說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兒入宮，王商先是藉口說她有病沒法入宮，後來又騙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宮中。張匡以呂不韋和春申君來比喻王商，說他懷有叵測之心：“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欲有秦國，意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

其三，蓄意發展宗族勢力，囤積財富，蓄養私奴數千人——暗示他有謀反的企圖。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滅頂之災。

“閨門之亂”確實是王商的一個硬傷。當初耿定上書發難時，他便意識到幕後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鳳。他感覺大勢不妙，這才意識到早應該都女兒送到宮中，爭取贏得成帝的寵幸，以便策應自己在朝中的鬥爭。於是便私下去找聖眷正隆的李婕妤，懇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兒納入宮內。

王商出此下策，顯然已經被對手的攻擊逼得方寸大亂，但他卻萬萬沒有料到反而被張匡演繹成了一個聳人聽聞的驚天大陰謀。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儀宮裡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過人，大度的班昭儀便把她獻給成帝享用，後得寵，賜姓衛，故亦稱衛婕妤。

張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於死地而後快的架勢，另一方面，還故意把自己上書的內容透露給了王鳳的忠實盟友，左將軍史丹。

史丹和王商若論私情是兒女親家（王商的兒子王俊娶了史丹的女兒），但論要論“政治立場”，卻是針鋒相對的敵人。西漢王朝的大臣們也很“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