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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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創作，都必須充分考慮到自己的作品是否符合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不符合的話就會丟掉自己的工作，就會受到學術權威的排斥，假如其離經叛道被視為頗具威脅，就還得面臨受迫害的命運。知識分子們被迫戴上緊箍咒，而施法的人卻是那些對他們的專業知之甚少的黨委領導，因此，他們只有怨恨。

公開性突然解放了這些長期受壓抑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自由表達對體制的批評。他們甚至被邀請這樣做。於是他們的熱情高漲了起來。對長期壓抑他們的共產黨官僚的怨恨，使他們對黨的批評越來越尖銳。很自然地，他們開始喜歡個人言論自由的西方觀念，要求改變現行體制，保證這種自由暢通無阻。言論自由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的自由密不可分，個人獨立於國家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證，這些西方意識形態和觀念深深吸引了知識分子。整個改革年代裡，他們中許多人為此強調不贊成社會主義的改革者所持的個人自由可以與社會主義體制相協調的信念。　。。

公開性與知識分子（3）

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徵也開始起作用。凡是在發生社會危機、暴動和改革的年代裡，知識分子特別是年輕的知識分子，都是最先走向激進的人。由於他們的職業就是處理觀念、理論和想象問題，在頭腦中苦苦思索和考慮新的、替代性的形式，因此他們在考慮用激進的替代方案取代現行制度和信仰方面，比別人開放許多。在社會改革和變遷時期，許多年輕知識分子都喜歡放棄折中性的改革，而宣揚革命性的觀念。這在西方30年代的大蕭條期間表現得特別鮮明，此時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湧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其他社會群體則傾向於用折中式的福利國家改造資本主義。

在改革之前的年代裡，隨著蘇聯經濟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同樣的激進化程序也逐漸發生於蘇聯知識分子當中。改革極大地加速了這一程序。與西方相比，蘇聯發生類似的程序其影響要深遠得多。在30年代，雖然許多西方知識分子走向了激進，但屬於大資本家所有的西方主要媒體，一直把他們拒之門外。激進的作家們必須求助於小型的左翼出版社，而記者們只能在諸如《工人日報》之類的報刊上發表論文。激進的劇作家們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以細心刪改過的形式面世，其進步主題深藏不露，這和改革前的蘇聯影片只能小心地在檢查制度邊緣躲來躲去並無二致。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幾乎所有的美國大報紙都支援共和黨人艾爾弗雷德·蘭登當總統，在它們看來，甚至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式改革也太激進。

但1986—1987年間蘇聯任命的新編輯們並沒有遇到這種阻力。開始時他們並不相信到手的自由是真的，但不久就相信了。最高政治領導層確實給了這些編輯、記者、作家和經濟學家以自由，允許他們隨意運用大眾媒體作為工具。報紙、雜誌、電視網路以及其他新聞媒體實際上全部屬於國家所有，但國家卻賦予它們實質性的獨立。

1988年3月，似乎這一曲田園牧歌就要終結了，《蘇維埃俄國》發表了　“新斯大林主義者”尼娜·安德雷耶娃攻擊媒體“太過分”的來信。人們擔心這封信代表了官方政策，是公開性即將完結的訊號。但在一次漫長的、激烈的政治局會議之後，有條件地支援安德雷耶娃來信而與雅科夫列夫針鋒相對的利加喬夫落敗，政治局決定在蘇聯中央委員會會報《真理報》上發表一篇社論，譴責安德雷耶娃來信，重申支援新聞自由和獨立的立場。該社論在4月5日發表，三週後安德雷耶娃的來信被髮表，這表明中央給獨立寫作和思考大開綠燈已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幾個月後再次發生了同樣的情節。一篇從學術上攻擊列寧的文章在蘇聯發表。經濟學撰稿人瓦西里·謝柳寧在自由派雜誌《新世界》上撰文，指責戈爾巴喬夫當局認為蘇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是從斯大林開始的觀點。謝柳寧認為，斯大林的壓迫早就有其方法論的先聲，而這個粗糙的方法論，始作俑者正是列寧。這篇文章引發了一場爭論，結果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列寧及其領導的布林什維克革命從一開始就把俄國引向了悲慘的命運。自由派媒體中升起一股新的潮流，宣稱革命前的俄國已經在朝著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民主發展，之後人為地被布林什維克掌權所阻止，隨後的社會主義實驗更是把它導向了錯誤的路徑。這無異於說，如果能夠推翻蘇聯共產黨的統治，俄國就會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謂“常態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

1989—1990年間，對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