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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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當年年輕氣盛的毛潤之毫不隱瞞這一點，他甚至還給起了個“湖南共和國”的名稱，他說：“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並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個名稱，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

毛潤之認為，實行全國總建設一時還完全無望，最好的辦法是“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先和正處於混亂中的“大中國”脫鉤，待十年二十年各省“分建設”好了，再搞“徹底的總革命”，才是“進於總解決的一個緊要手段”。（《聯省自治與湖南省憲法》，孫卓，《百年潮》，2005年3期）

閻錫山把山西經營成“獨立王國”，與意在建立於憲政基礎上的“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在自治方面卻又有相似之處。確保個人統治，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閻錫山的山西在當時中國的確是一個成功的範例。

正是這些與眾不同的政策與努力，使山西令世人刮目相看，閻錫山從而也具備了發動中原大戰的實力。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原因改變了閻錫山的一貫作風和策略。當讀到下面的這段敘述時，我開始有些明白：

8月，正當中原大戰進行當中，6日，反蔣各派在北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以汪精衛的改組派為主，同時有西山會議派和閻、馮的代表參加，組成了以汪精衛為首的七人常務委員會，決定組織中央政府，籌備召開國民會議，起草約法，並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舉閻錫山為中央政府主席。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在北平就職。

值得注意的是閻錫山所選定的就職時間：9月9日9時9分。在中國封建時代，帝王均以九為至尊，閻錫山此刻難道不是在以一種新的方式，滿足成為全國中央政府之尊的慾望？與蔣介石的勢力劃分引發的矛盾衝突也好，與馮玉祥的分中有合、閤中有分也好，能夠靠自己的實力一夜之間走出山西“獨立王國”，成為一國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閻錫山改變自己的一貫作風，貿然走出一步險棋的內在原因。

“9”的選擇並沒有讓閻錫山美夢延續。巧的是，在他就職典禮9天之後，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支援蔣介石，把閻錫山和馮玉祥逼進了死衚衕。這一與數字“9”有關的巧合，對於閻錫山無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將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一段富有含義的插曲。

時間的巧合，不只發生在閻錫山身上。

張學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電支援蔣介石的，一年過後，1931年，還是9月18日，駐紮在瀋陽的日本關東軍士兵，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侵略中國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在1932年任命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閻由河邊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職，再度開始對山西的統治。失敗過的閻錫山不會忘記教訓，他回到了從前的自己，把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山西，暫時失去了與他人爭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邊村閻錫山故居的一對廊柱上，可以看到鐫刻的一副閻錫山親撰的對聯：業宏根於識足，國健憑於計周。其中的自省頗值得細細體味，不知是否為他在失敗後撰就。

封面中國　第四章（17）

蔣、馮、閻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難之際，他們又該如何面對日本的侵略？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原大戰已使彼此元氣大傷。等待他們的不只是一個民族的災難，還有他們各自命運的大逆轉。此時，他們或許真的該為進行中原大戰而後悔——如果他們有反省的話。

握手——交惡——對陣——再握手……三巨頭的歷史變奏曲，就這樣在硝煙瀰漫中起承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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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五章（1）

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當時國際上更習慣稱它為“滿洲”。（為表述方便，本書將交叉使用這兩個稱謂。）

瀋陽通往長春方向的鐵路，即當時由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經過一個叫柳條湖（又稱柳條溝）的地方。夜10時20分左右，隨著一聲爆炸，硝煙騰起，平時不起眼的柳條湖，頓時變幻成一個巨大的陰影，把整個瀋陽籠罩。

這次爆炸，史稱“柳條湖事變”，後來又稱“九·一八事變”：

夜間，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2大隊第3中隊副隊長河本末守中尉，帶領6名士兵來到距瀋陽北大營700米的柳條湖，將多包小型炸藥設定在南滿鐵路道軌上。10時20分，日軍將炸藥引爆。東側道軌接頭處約有米的鋼軌被炸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