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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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可惜！東林黨當時眼裡的最大政敵，還是“三黨”的散兵遊勇，沒有人警惕魏忠賢。

等楊漣在家聽到訊息時，王安已不能復生了。惺惺相憐，唯有淚千行！

這是楊大鬍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楊漣雖然走了，但天啟帝改元，朝中氣象仍是一新，沒有人意識到有什麼不妥。

現在的局面是：東林主政，客、魏側目，天啟帝只顧玩遊戲。說起來，客、魏甚至還夠不上一派勢力。東林黨人紛紛還朝後，志得意滿，有人就想殺“邪黨”的威風，出一出萬曆末年被迫嚥下的那口惡氣。

他們首先點的一把火，是追論“三案”。禮部尚書孫慎行最先發難，追究已經下野的前首輔方從哲。天啟元年四月，孫慎行上疏，說方從哲禍國之罪“不能悉數”，主張“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從哲幕後指使人謀害。這帽子大得足以嚇死人！

孫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維未免太過偏激。他認為，方從哲在葉向高離職後，獨相六年，而“三案”和遼事大壞、喪師失地，都是在這期間發生的。方從哲作為首輔，不圖振作，首鼠兩端，所以說肯定是歷史罪人。

其實這個思路有很大的盲點。萬曆年間的一切事情，要負總責的，無疑是萬曆皇帝。方從哲的過錯，不過是他不敢抗爭而已。至於他是否真的打算誤國亡國，沒有證據。說他這期間沒有政績或者說渾渾噩噩都是不錯的，但是換個角度考慮，如果他真的有主見，恐怕萬曆皇帝也不會讓他當六年的獨相，早把他攆下臺了。

孫慎行的奏疏遞上後，天啟帝只是例行公事地發下，讓大家討論個處理辦法，結果引起了一場空前的大爭論。東林中堅分子魏大中等人，堅決支援孫慎行。而方從哲的勢力則群起反駁。兩邊一開仗，給魏忠賢的崛起造成了大好時機。

清人趙翼說，三案“紛如聚訟，與東林忤者，眾共指為邪黨”（《廿二史札記》），說的就是東林門戶之見太深，容不得人。

其實方從哲在泰昌元年年底，就因輿論壓力太大已經自動引退，這說明他還是有一定廉恥心的。如此來打落水狗，痛快則痛快，卻造成了新的動盪與分化。很多事情從此有了不可預見性。

孫慎行的“你為什麼不懺悔”之舉，是後來局面惡化的最初起因。後世史家一般都認為這是多此一舉，甚至還有人認為，他的這個過錯不可饒恕。

我們再來看與顧憲成、鄒元標同為東林“三君”的趙南星，在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也有過極端的做法，好心不見得辦了好事。

趙南星在明末曾兩次主持京察，因而名聲大振。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出任吏部考功郎中，為吏部級別最高的司官，與吏部尚書孫鑨一起主持當年的京察。

這人的敬業精神很不得了。據《東林列傳》載，京察最忙時他伏案良久，全神貫注，有蜘蛛在他耳邊吐絲結網仍渾然不覺。他是個疾惡如仇的人，使起鐵腕來六親不認，一律秉公澄汰。就連孫鑨的外甥呂胤昌、閣老趙志皋的弟弟、趙南星本人的姻親王三餘，也一樣被免職。一時之間，朝野稱快，謂此次京察為大明立國二百年來所僅見。

趙南星如此幹法，觸怒了當時的內閣首輔王錫爵等，發動言官圍攻他。最後，趙南星被削籍為民。閒居26年後，於泰昌即位後方才還朝。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任左都御史，一年後任吏部尚書，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整齊天下為任”。氣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過甚”。

前哨戰從一開始就已打響（4）

這次他舊事重提，指責給事中亓詩教（齊黨）、趙興邦（浙黨）、官應震、吳亮嗣（楚黨）過去曾“結黨亂政”。——這幾個人，確實曾為鄭貴妃張過目，但那已是陳芝麻爛穀子了。鄭貴妃在萬曆帝死後淡出舞臺，三黨也全部瓦解，大可放過不提，以利於穩定。但趙南星不放過，他寫了一篇《四凶論》，要扒這四人在“先朝結黨亂政”的畫皮。其意氣用事，“一如為考功時”。

這也是一件為淵驅魚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謝國楨有高見，認為此舉是逼近三黨做惡人，“教他們無以自新之路”（《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趙南星老先生的文筆很好，著名的《明清笑話四種》（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裡的《笑贊》，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筆。裡面的《屁頌文章》、《賊說話》、《和尚》等篇，是能讓人笑爆肚皮的。可惜，他打擊起政敵來，卻沒有這種寬鬆心態。

在這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