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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這等於將政fu機構的‘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全部破壞。
但萬曆皇帝現在已經一無所求，既然愛子不能當上皇帝，那就多給他點零‘花’錢吧。土地稅和人頭稅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關頭不能加稅。神宗於是徵收商稅，除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礦稅”。
神宗派大批太監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礦稅。只要“礦稅使”認為甚麼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太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結果天下‘騷’動。徵收的財物繳入神宗內庫的只十分之一、太監剋扣的是十分之二、隨從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萬曆皇帝給福王朱常洵婚娶時，排場闊綽，‘花’費了多至三十萬兩白銀。建築王邸又‘花’了二十八萬兩。
福王去河南就藩時攜帶了大批財物。百姓們默默地看著這個將富裕建立在他們苦難之上的年輕王爺，祈求上天給他懲罰。幾十年後，李自成大軍攻破洛陽，將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祿酒”。在明代歷史中，神宗經常被過度地描寫成一個荒唐、好‘色’、懶散的皇帝。從萬曆三大徵看來，神宗絕不是一個平庸的皇帝。雖然，我們可以說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給朝鮮國王的信中始終強調朝鮮要力求自保的事實。實際上，神宗對於每一次軍事行動，似乎都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戰爭過程中對於前線將領的充分信任、對於指揮失誤的將領的堅決撤換，都顯示了神宗的膽略。
相比於萬曆爺跟文官集團的抗爭，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政治改制則更有目的‘性’，也並不是為了一己‘私’‘欲’！他是非常的有步驟有計劃的！
從崇禎皇帝朱由檢重生，一直隱忍到今時今日才正式丟擲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當初建立皇黨的時候，就一股腦的開始改現代，不可謂城府不深！
因為重生後的崇禎皇帝朱由檢非常的清楚，要對抗實力強大，以高尚的論調為掩蓋，實則是一堆八股文造就出來的窩囊廢的這麼一個群體，自己必須建立一個更加有體系的政黨來加以對抗！
縱然崇禎皇帝朱由檢的這個四不像政黨，還不能跟後世中國強大且偉大的政黨相提並論，但作為政黨的凝聚力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所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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