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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內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魯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大批種類繁多而完整的繡品,更有助於瞭解漢代刺繡風格。從這些繡品看,漢繡圖案主題,多為波狀之雲紋,翱翔之鳳鳥、賓士之神獸,以及漢鏡紋飾中常見之帶狀花紋、幾何圖案等。刺繡新採用的底本質材,則為當時流行的織品,如織成“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樂光明”等吉祥文字之絲綢錦絹。其技法以鎖繡為主,將圖案填滿,構圖緊密,針法整齊,線條極為流暢。
刺繡佛像供養人
東晉到北朝的絲織物,出土於甘肅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魯番等地,所見殘片繡品無論圖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細密的鎖繡全部繡出,成為滿地施繡的特色。傳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繡,與唐代宗教藝術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中有不少唐繡佛像,如大英博物館藏有東方敦煌千佛洞發現之繡帳靈鷲山釋迦說經圖,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所藏釋迦說法圖等,都與當對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關聯。此時刺繡技法仍沿襲漢代鎖繡,但針法已開始轉變運用平繡為主,並採用多種不同針法,多種色線。所用繡底質料亦不限於錦帛和平絹。刺繡所用圖案,與繪畫有密切關係,唐代繪畫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鳥也漸興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樓閣,花卉禽鳥,也成為刺繡圖樣,構圖活潑,設色明亮。使用微細平繡之繡法,以各種色線和針法之運用,替代顏料描寫之繪畫形成一門特殊的藝術,也是唐繡獨特的風格。至於運用金銀線盤繞圖案的輪廓,加強實物之立體感,更可視為唐代刺繡的一項創新。
唐以前之繡品,多為實用及裝飾之用,刺繡內容與生活上的需要和風俗有關。宋代刺繡之作,除為實用品外,尤致力於繡畫。自晉唐以來,文人士大夫嗜愛書法並及於繪畫,書畫乃當時最高的藝術表現,至宋更及於絲繡,書畫風格直接影響到刺繡之作風。歷代迄清各時代之繡畫與繪畫應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宋代刺繡之發達,由於當時朝廷獎勵提倡之故。為使作品達到書畫之傳神意境,繡前需先有計劃,繡時需度其形勢,乃趨於精巧。構圖必須簡單化,紋樣的取捨留白非常重要,與唐代無論有無圖案之滿地施繡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軒秘錄》載:“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待深邃之體,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讒唼之態。佳者較畫更勝,望之三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說明了宋繡之特色。
元代繡品傳世極少,臺灣僱故宮博物院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觀之,仍承繼宋代遺風。元人用絨稍粗,落針不密,不如宋繡之精工。元代統治者信奉喇嘛教,刺繡除了作一般的服飾點綴外,更多的則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被用於製作佛像,經卷,幡幢,僧帽,以西藏布達拉宮儲存的元代《刺繡密集金剛像》為其代表,具有強烈的裝飾風格。山東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刺繡,除各種針法外,還發現了貼綾的作法。它是在一條裙帶上繡出梅花,花瓣是採用加貼綢料並加以綴繡的做法,富有立體感。
明代刺繡始於嘉靖年間上海顧氏露香園,以繡傳家,名媛輩出。至顧名世次孫顧壽潛及其妻韓希孟,深通六法,遠紹唐宋發繡之真傳。摹繡古今名人書畫,劈絲配色,別有秘傳,故能點染成文,所繡山水人物花鳥,無不精妙,世稱露香園顧氏繡,蓋所謂畫繡也。此即傳世聞名之顧繡。
顧繡針法,最主要繼承了宋代最完備之已成繡法,更加以變化而運用之,可謂集針法之大成。用線主要仍多數用平線,有時亦用捻線,絲細如髮,針腳平整,而所用色線種類之多,則非宋繡所能比擬。同時又使用中間色線,借色與補色,繡繪並用,力求逼真原稿。又檢視案所需,可以隨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羅鬥雞尾毛,薄金、頭髮均可入繡別創新意,尤其利用發繡完成繪畫之製作,於世界染織史上從未一見,即此可知顧繡有極其巧妙精微之刺繡技術。
清代刺繡,多為宮廷御用的刺繡品,大部分均由宮中造辦處如意館的畫人繪製花樣,經批核後再傳送江南織造管轄的三個織繡作坊,照樣繡制,繡品極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宮廷刺繡,同時在民間先後出現了許多地方繡,著名的有魯繡、粵繡、湘繡等、京繡、蘇繡、蜀繡等,各具地方特色。蘇、蜀、粵、湘四種地方繡,後又稱為“四大名繡”,其中蘇繡最負盛名。蘇繡全盛時期,流派繁衍,名手競秀,刺繡運用普及於日常生活,造成刺繡針法的多種變化,繡工更為精細,繡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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