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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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韓信遭受兔死狗烹的命運，但高祖釋放了勸韓信造反的蒯通。蒯通在他面前自辨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也。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漢高祖有這番度量，沒把功臣都殺完或者全部剝奪權力，所以他死後，諸呂為亂，周勃和陳平才能誅殺諸呂安定漢室。

到了朱元璋，乾脆廢除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權力是收回來了，可一旦碰到皇帝昏庸，大權必然被宦官蠶食。所以黃宗羲感嘆道：“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做皇帝的不是不知道權力集中於一人會帶來弊病，但他沒辦法信任大臣們，不得不如此。用錢穆的話來說，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有一些確實是制度，有一些則只能叫做事情或法術”。從漢代到明清，制度的東西越來越少，法術的東西越來越多。二者有什麼區別呢？砍柴不揣簡陋，大膽打個比喻。比如一個國家有總統府，有內閣，有參眾兩院，不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國家，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如何產生，他們的許可權等等，法律都有明確的規定，大家按著程式來辦事就是尊重製度。如果一個總統不放心總理，自己很隨意地再設一個龐大的辦事機構，把內閣的權力奪過來，這就是法術。清朝比明朝更進一步，不但不設宰相，到後來連內閣六部的權力也削奪了，直接搞一個軍機處這樣的私人秘書機構。

所謂“法術”，就是黃宗羲在《原法》中所說的“非法之法”。皇帝“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因為天下人都知道皇家裝寶物的盒子在哪個地方，所以皇帝每天不得不防備這個寶盒是不是被人覬覦被人偷盜，黃宗羲說：“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因此，像朱元璋這樣的多疑皇帝控制術再嚴密，手下的臣僚再乖巧恭順，也不能保證江山萬年長。

先皇牌位只能偶然用之

明建文二年（1400年）五月，燕王朱棣爭奪其侄兒建文帝皇位的戰爭（史稱“靖難之變”）進入第二個年頭，也是最激烈最關鍵的相持階段。建文帝委任的兵馬大元帥李景隆是個草包，——這個人是朱元璋外甥、朱棣表兄、開國元勳李文忠的兒子，典型一個志大才疏的紈絝子弟，還不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可由於朱元璋生前要給後世繼位者“拔釘子”，將一個個身經百戰功勞赫赫的武將殺死，以保江山永固，可誰想到造反的是自家兒子，他的長孫建文帝已經找不出一個堪當大任的領軍者，於是乎“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大概也算是報應吧。

李景隆的北伐部隊一敗於北京城下，再敗於德州，只好領著潰兵南下，孤零零留下了一座濟南城，被朱棣親率的部隊包圍成鐵桶一般。濟南的戰略位置實在是太重要的，《明通鑑》中講到：“（燕王）惟自以得濟南足以斷南北道，即不下金陵，畫疆自守，亦足以徐圖江、淮。”當年朱元璋命令徐達、常遇春領軍北伐，也要求他們首先佔領山東，斷掉元大都的左臂。濟南在南北戰爭中的重要位置，到了現代依然如故。

因此朱棣急著要拿下濟南，可守濟南的山東參政鐵鉉是個有勇有謀的忠臣。先是詐降，準備等朱棣進入城門時，放下鐵板砸死他。可天不絕燕王，鐵板放早了，只傷了燕王的馬頭，燕王換了匹馬逃走了。老羞成怒的燕王命令用當時從西洋引進來的“紅夷大炮”轟城，眼看濟南城不保，這鐵鉉想出一個絕妙的法子來，“書高皇帝神牌，懸之城上，燕師不敢擊”。高皇帝是朱元璋的諡號，太祖是他的廟號。後世臣子恭恭敬敬寫他的神位大約如此：“大明太祖高皇帝神位”。

建文帝的人看來，想篡位的朱棣是不折不扣的亂臣賊子。可亂臣造反，也要巧言令色爭“造反有理”的合法性。這燕王造反的理由是建文帝身旁有一幫主張“削藩”、離間皇家骨肉的“奸臣”，如齊泰、黃子澄等人，他要“清君側”，來保衛老爸留下來的萬里江山。建文帝維護自己正統地位打的是爺爺朱元璋的旗號，朱棣造反，打的同樣是老爸朱元璋的旗號。如此，朱棣私下裡可不把死去的老爸當回事。——他本來就不把朱元璋當回事，否則哪能起兵造反。但當眾不能用炮轟老爸的神位呀，大炮一響，他這個“貳臣逆子”的惡名更是坐實了，造反更沒有理論支撐了。

鐵鉉何嘗不知道朱棣的狼子野心，所謂“靖難”、所謂忠於死去的老爸都是用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的假招牌。但既然你這騙人的pose擺出來了，我就當成真的對待，看你敢不敢撕破畫皮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