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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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兒子，才有資格？嘉靖此類理由和今日西方王室按皇位繼承的順序依次遞補的做法很接近，也沒什麼不對。可是大臣們不幹，認為有違禮制，一定要讓嘉靖帝把自己的父親當成叔父（皇叔父興獻大王），嘉靖帝很生氣地說：“父母的稱號，怎麼能改來改去？”嘉靖帝這種感情，應當是很符合人倫之情的，可是建立在人倫基礎上而將其理論化的禮制，卻讓人違背最基本的人倫之情，嘉靖帝不能接受是可以理解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兩難，尊重禮法是孝，維護人倫感情也是孝，如果這兩者衝突了，該怎麼辦？

這幫大臣以為嘉靖這個從湖北小地方來到京城的農村青年，很好擺佈。他們錯了，皇權掌握在任何人手中，都有巨大的能量。經過很多年的拉鋸戰，最後是嘉靖完勝，不但保住了自己生父的“爸爸”稱號，還追認親父為皇帝。——至今還埋在湖北鍾祥的嘉靖帝生父，其墳墓稱陵。也就是說，大明皇帝，除了南京的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湖北還多出這樣一個由兒子為死去的父親爭來的帝陵。

“大禮議”誰是誰非，後來的史家爭論不休，硬要給歷史事件作出簡單的對錯評價，是沒多大意義的。“大禮議”事件之所以影響這麼大，可見明代所謂的禮制是多麼重要。誰是爸爸誰是伯父叔父關係到嘉靖帝皇權來源的合法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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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禮議”與現代西方選舉（2）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鬥爭，沒有成文法可援引，只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援。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並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歷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合乎禮制，可他們的說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規矩的做法。比如永樂帝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爭奪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進了南京還假惺惺對方孝孺等人說他是要做輔佐成王的周公，只是成王被燒死了，他這個周公只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這個說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孫把孝文帝的兒子圈禁了半個多世紀。“禮制”只是表面文章，最終決定勝負的還是手中的暴力。說白了，有關禮制的爭議，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標這個長房還有男性後代的時候，就敢自己做皇帝，並認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傳下來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時，伯父孝宗已沒有男性後代，他為什麼就不能直接繼承，非得給伯父做兒子，拐個彎才有資格入承大寶呢？

嘉靖帝和文臣們各執一詞，誰都有理。對這場爭端，沒有一個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決機構來裁決，因為皇權至高無上，嘉靖皇帝贏了“大禮議”是很正常的事情。

現代國家，國家元首產生過程中也可能出現一些危機，但由於政治文明的程度遠高於中世紀，在憲法的框架下，有一整套公開透明的解決程式。如對美國的總統在任時死亡或被罷免的處理辦法，非常清楚。總統任期中死了，副總統繼承，副總統同樣死了，後面還有眾議院院長。

在幾年前共和黨候選人布什與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競選總統中，選舉人票非常接近。最後一個州的計票極為關鍵，結果是布什以微弱優勢險勝，走進白宮。民主黨當然不服氣，對選舉結果提出異議，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布什的總統合法性會被人質疑。而布什和戈爾是爭議的兩方，他們之間誰也不能做裁決者，最後由中立的最高法院，一錘定音，裁定選舉合法。對法院的裁決，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服從。

嘉靖朝“大禮議”之爭，儘管皇帝贏了，但當時和後世不服氣的很多，那是因為在這場爭執中，嘉靖帝既當了運動員，又當了裁判員。

假客氣的遊戲（1）

大明天啟七年（1627年），明熹宗駕崩，沒有留下子嗣，遺詔宣佈由他生前十分喜歡的弟弟信王朱由檢即位。這當然是個順理成章的事情，無論是遵循先帝的遺願，還是按照皇室血統的排序，朱由檢都有十分充足的資格入承大寶。

作為一個很想有作為的年輕人，朱由檢自己又何嘗不想當皇帝。年少無知時，他和已經登基的哥哥熹宗在一起玩耍時，童言無忌對哥哥說，你這個官能不能以後讓我也做做。那個時候他就知道凌駕於萬民之上的威風，這個危險的玩笑竟然沒有引起忠厚的熹宗震怒，反而樂呵呵地哄著弟弟說：行呀，我做幾年後再給你做。——真是一語成讖，這位子果然留給他坐了。

按照帝制時代的慣例，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