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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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在過去20年裡發展最緩慢的時期。３１其實，薩拉…伊…馬丁也曾發現，世界的不平等狀況在1986～1989年之間有所惡化，但在1990年後又開始改善（參見上頁圖9？2）。因此，把這段時期的結論推廣到整個20年是危險的。同時，米拉諾維奇估算的不平等狀況的擴大幅度令人驚訝，根據巴拉的估計，高收入國家的相對收入需要增長27％，才能導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狀況擴大5％（以基尼係數計算）。這樣大的增幅顯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諾維奇的研究結論的可信度值得懷疑。

例如，米拉諾維奇採用的家庭調查的資料顯示，中國農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間沒有提高，但國民賬戶統計的資料卻不同。那麼，實際情況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為家庭平均收入和開支的增長在家庭調查中反映出來的速度要慢於國民賬戶反映出來的速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調查資料是來自兩位權威的世界銀行研究員，他們估計了1987~1999年的絕對貧困率的變化，發現發展中國家的真實消費水平只增長了11％。３２但巴拉卻發現，同期的國民賬戶（以購買力平價換算後）顯示，平均真實收入增長了24％，消費增長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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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12）

巴拉還發現，在1987~1998年，收入調查顯示的平均收入與國民賬戶反映的資料之比在東亞各國從56％下降到46％，在南亞各國從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從69％下降到63％。在消費調查方面，兩個資料來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東亞各國從82％下降到81％，在南亞各國從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從125％下降到115％。類似的，米拉諾維奇也發現，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開支的調查資料在1988年相當於國民賬戶的資料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亞洲國家的下降幅度不大，從61％降到59％。總之，在米拉諾維奇的研究中，從1988年到1993年，有著最多貧困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長幅度低於國民賬戶（按購買力平價換算）反映的資料：亞洲國家分別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分別是19％和33％。從這裡，我們一定可以部分解釋他的研究與使用國民賬戶的其他研究者的結論出現差異的原因。

那麼，如何解釋調查反映的增長率和國民賬戶反映的增長率之間的巨大差異呢？在理論上存在如下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是，家庭調查在估算消費和收入水平時是正確的，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在許多重要的發展中國家遠遠低於我們以前的估計，國民賬戶並非可信的估計，而是有宣傳成分。第二種可能是，國民賬戶和家庭調查的資料對於它們所覆蓋的指標來說都是正確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調查低估的開支和收入資料都是來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開支方面的真實比例都在快速增長，這種情況就可能出現。並且意味著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收入和開支正在變得更加不平等，變化速度比關於不平等的標準估計更快。第三種可能是，家庭調查在估計真實收入和開支方面成了越來越不可靠的辦法，雖然在我們需要計算收入和開支分配的時間變化的時候，它們還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種可能並不現實。如果我們拒絕承認有關經濟增長的國民賬戶資料，那我們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可以說就相當於一無所知。還有，儘管人們對於國民賬戶的準確性，特別是中國的資料，存在某些疑慮，但是對任何國家而言，國民賬戶都是收集最仔細、最詳細的全國性資料。於是，留下了後兩種可能性。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還不能進行辨別。或者說，這些國家變得不平等的速度有可能超出所有資料的顯示（由於富人的收入和開支的快速增長沒有在調查中充分顯示出來），也有可能是家庭調查本身不夠可靠。

這還不是唯一的困難。把收入水平換算成購買力平價的時候，也會產生嚴重的扭曲，因為可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的消費，和不可貿易的服務消費在不同家庭之間比例差別很大。總的來說，發展中國家的窮人消費的產品的比例更大，而富人消費的服務的比例更大。從西方來到發展中國家的旅行者都會驚訝地看到，當地的富人能夠僱傭成群的僕人（這種景象在西方國家早已塵封在歷史中），卻未必買得起最先進的機器。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進來，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收入分配將會比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