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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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探討這樣的問題。濟之之方只有廣泛徵求意見……將來還會寫一些短文的。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有“友聲”，我當然歡迎。即便是非友聲，我仍然會以同樣的甚至更大的熱忱和感激的心情來歡迎的。

1991年4月12日

議論東西方文化的意義（1）

本文系季羨林1996年為《東西文化議論集》寫的序。

當前，在國內外，特別是在國內，頗有一些學者熱衷於議論東西文化的關係，以及東方文化在21世紀將要起的作用和將要佔據的地位等等問題。關於這情況的來龍去脈，我在“總序”中已經有所涉及，這裡不再重複。

朱柏廬《治家格言》中說：“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身處20世紀的世紀末而議論下一個即將來臨的世紀的問題，特別是東方文化的問題，完全符合“未雨綢繆”之旨，不但未可厚非，而且應予提倡。

這種議論有什麼意義呢？有極其深遠的意義，主要是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世界各國目光遠大、有抱負、有理想的政治家們，都必須有點預見性，然後再在預見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政策與措施。這才算得上一個真正的政治家。“摸著石頭過河”，在短期內有時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最好能儘快地超越這個階段，否則就很容易陷於被動而不能自拔。至於預見性的正確與否，其命中率之高低如何，那就要看預測者之水平如何，蒐集材料和資料之豐富程度如何，對這些材料和資料之分析能力如何。這都屬於常識範圍，用不著細談。

有沒有理論意義呢？在這裡，意見恐怕會有極大的分歧。有的作者擺出一副理論家的架勢，大談理論，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筆底生花，詞若連珠。然而，恕我不敬，在儼然巍然的理論的威勢的背後，近視眼的形態絲毫也掩蓋不住。這樣的理論似肥皂泡，一吹就破。

我先講一個從前在什麼書上讀過的笑話：有兩個近視眼，誰也不承認自己近視。二人約定：比賽一下。適逢隔壁某大寺廟第二天要掛匾，二人認為這是比賽的絕好機會。於是言定：第二天從掛匾的地方前面某一個距離，同時起步向前，誰先看到匾上的字，誰就是勝利者。其中一人，心眼多而歪。他事先向隔壁管事人打聽好了匾上題寫的字，心中有了底。到了第二天，二人如約從遠處齊步向前走。走到某一個距離，心中有底的那一個人，忽然高聲大叫：“我看到了，是××××四個大字！”旁邊有一個過路人而非近視眼者，聞聲大驚。細問根由，不禁大笑說：“那個匾還沒有掛出來哩！”

笑話歸笑話，但是，我認為，在21世紀這一塊匾還沒有掛出來之前，我們每個人都只能是一個猜匾的近視眼。其區別只在，猜匾還能夠事前打聽匾上的字，但是，要猜21世紀如何如何，不管你心眼多麼多，卻是無處可以打聽的，除非出一個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的活神仙，但是這種神仙世界上是沒有的。鑑古以知今，鑑今以知未來，當然也能夠弄出點“理論”來，但這樣的“理論”也只能形同猜測。因此，我認為，居今日而猜測21世紀東西文化的關係，以及東方文化在下一個世紀所佔的地位，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將由歷史的發展程序來證明的事實問題。我們都不要過於自信，那樣就難免為非近視眼的旁觀者所譏笑。

但是，我並非根本反對議論，我是贊成議論的，否則我決不會以一個“野狐”的身份來寫什麼《天人合一新解》、《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等等的文章。我雖然明知自己也在近視眼之列，但我有點不自量力，有點不安分守己。我沒有向什麼神靈去打聽匾上的字，就貿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提出來了，我當然認為它是正確的，否則就成了自欺欺人，為君子所不齒。我自己雖然認為是正確的，我卻決無強迫別人認同之意。我們都是近視眼嘛，誰也不必效法阿Q先生飄飄然去獲得“精神勝利”。　。　想看書來

議論東西方文化的意義（2）

我那些拙文發表以後，頗引起了一些學者們的注意，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不知是贊同還是反對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討論”者有之，不是針對拙文而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淋漓酣暢發揮自己的意見者有之。我沒能作詳細的統計，反正在過去幾年內，議論東西方文化關係，以及在21世紀東方文化所佔的地位，還有其他一些內容類似的文章，頗出了不少，只要我能得到，我都敬謹拜讀。文章寫得好的，我擊節讚賞；文章寫得不怎樣的，我略皺眉頭，如此而已。至於“商榷”、“討論”之類的挑戰，我一概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