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總政幹部去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建軍39週年聯歡晚會的蘇制吉普車。當汽車經新街口至西單由北向東拐上長安街駛向北京站時，我的臉緊緊地貼在車窗上，依依不捨地望著燈火輝煌的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那告別北京之時的長安街夜景，令我終生難忘。

1966年8月1日早晨，陽光明媚，當南下的火車跨過黃河鐵橋時，父親興奮地指著窗外說：“快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黃河，也是我對黃河之濱的濟南的第一印象。

上午9時，當火車緩緩駛入濟南車站時，某軍區政治部前來接站的幾位幹部已在月臺上等候良久。我們的新家，被安排在南郊英雄山附近的軍區宿舍大院一棟樓房的一層。

9月1日開學後，我在某大（濟南）軍區大院附近的經十一路小學上了三年級。全家人的生活與在北京時相比，似乎僅僅是更換了地點和環境，並漸漸失去了初來乍到的新鮮和好奇而已。

“福兮禍所伏”，老子的名言道出了人世間最樸素的辯證法。此時此刻，一場巨大的災難正悄然向父親襲來，然而，對此一切，樸實善良的父親和他的家人卻全然不知。

二 十年風雨坎坷求學路

1964…1974年，我從小學到高中畢業恰恰整十年。在十年之中，除了“*”前在北京的兩年平靜而祥和，1966年8月之後的八年都是在不平靜的風風雨雨之中度過的，若加上“*”後期在蘇北公社衛生院兩年的學醫生涯，整整十年“*”的求學，都可謂在坎坷中一路走來。

在濟南的求學生涯最初似乎十分平靜。然而好景不長，伴隨著毛澤東主席自1966年8月18日起連續8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小將”，很快，由北京發端的紅衛兵運動席捲了全國。上千萬“革命小將”的狂熱，迅速將神州大地攪得混亂起來。我們這些稚氣未脫、不諳世事的三年級小學生，也在一夜之間頗有些自豪地當上了“毛主席的紅小兵”。僅僅一年後，我們這些剛剛跨入四年級的小學生，又在糊里糊塗之中集體變成了“紅衛兵”：學校統一將“紅小兵”袖章收去，在紅布反面印上“紅衛兵山東指揮部小學部　第一野戰兵團”的字樣發給我們佩帶，但卻明令禁止我們參與任何校外政治運動。因此，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孩子僅僅是當年名不副實的“紅衛兵小將”（這隻見證了“*”歷史的紅衛兵袖章，40多年來我一直珍藏作為紀念）。

1966年底的泉城，已是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1967年的元旦鐘聲剛剛響過，廣播裡就傳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的元旦社論，宣佈“1967年將是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這預示著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僅僅幾天之後，風暴首先從上海颳起：在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的策劃和指揮下，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權。時稱“上海一月風暴”。以此發端，引發了席捲全國的造反派“奪權”浪潮。隨著混亂局勢的蔓延，我所在的濟南經十一路小學也開始了所謂的“停課鬧革命”。　2月3日，以王效禹為首的青島造反派奪了譚啟龍為首的山東省委的大權（史稱“山東二·三奪權”），省會濟南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對於“二·三奪權”和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原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很快釋出了新聞報道，表示堅決支援造反派的“革命行動”。然而，此時主持軍區機關報《前衛報》日常工作的父親卻並未隨波逐流，反倒“冷眼旁觀”了多日。常年在軍委總政工作的他養成了凡事講原則、組織紀律性強的穩健作風。對於“二·三奪權”這樣關乎山東政局和軍區部隊穩定的大事，由於以徐向前元帥為首的“軍委*領導小組”起初並未明確表態支援，父親便以等待軍委指示為由，壓下了待發的有關“二·三奪權”的新聞稿。由於當時的《前衛報》是每週兩期出版，等到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對“二·三奪權”有明確表態之後，他才決定補發關於“造反派奪權勝利和山東省革委會成立”的訊息。此時，已將關於“二·三奪權”的報道扣壓了將近一個星期。父親此種趨同於“保皇派”的做法，自然引起了濟南、乃至山東全省“革命造反派”們的強烈不滿……父親及我們一家人的厄運便從此降臨了。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4）

就在此時，恰逢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和譚震林等老帥們進行的“二月抗爭”剛剛發生，並引發了從京城開始的揪鬥“二月逆流黑干將”的行動。剛剛走馬上任僅半年的父親作為“黑干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