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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知道了家鄉的許多情況。
作為大寨經驗的創始人,爺爺一開始對包產到戶不很理解,他特別看不慣有些人對毛主席的非議,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國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他以一個農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細感到了改革的浪潮,於是向縣裡的領導表態了:“該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會上舉了手的。放錯了,沒有你們的責任。”。 最好的txt下載網
辭去國務院副總理(4)
在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的過程中,他始終保持著慎重的態度,但對某些可行的管理方式是鼓勵的。瞭解家鄉情況後,他不無感慨地說:“在一條路上走慣了,沒有看到光明前景時,容易二心不定,甚至往回走。這是人們尤其是我們農民的侷限性啊。”他讓鄉親往回捎話:“昔陽農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們大寨已經是兵臨城下,還死守什麼,趕快分。”大包乾的第一年,老天爺也開了眼,風調雨順,當年糧食產量突破百萬斤大關,總收入萬元。人均收入544元,創造了歷史紀錄。他知道後,高興得幾夜沒睡好覺。
在賦閒在家的那段日子裡,他有了足夠的時間去思考。1982年,中國新聞社的記者問他對中國農業有什麼看法時,他稍加考慮後說:“中國這樣大,有8億農民,靠國家投資,一下子沒有那麼多錢,集體積累也很有限,總還要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還要魚借水,水借魚,互相幫助。”大寨人來京看他時,他說:“過去我對機關的8小時工作制看不慣,現在才明白,8小時還是巴黎公社用命和血爭來的呀!”
一天,一位記者寫了一篇關於大寨出現了個體運輸熱的文章來家裡徵求他的意見,他聽後揚著手說:“沒意見,實事求是最好。”說著,他有些激動地站起來,打著手勢說:“就是要實事求是,不要一會兒把你捧到天上,一會兒摁到地上!”
他的思緒不時地觸及到“文革”時有些人指責他的事。對此,鄧小平同志鄭重地對他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大寨是大寨的問題,學是學的問題。大寨給國家賣糧是真的。”胡耀邦總書記勸慰他:“不要揹包袱,要好好學習,好好休息。” 對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他非常感激。
大寨黨支部書記趙素恆出差到北京專程來家告訴他,近幾年大寨變化很大,開展了採煤、運輸、畜牧等多種經營,家家添了新傢俱,戶戶買了電視機,有5家個體戶還買了汽車。我父親也來北京看他,告訴他這幾年政策好,農村的變化大著哩,人均收入由過去200元增到600元。他聽了很高興,吃飯時開玩笑地招呼著:“這些菜都承包下去了,都吃了啊!如果我的年齡倒退10年的話,我也承包它幾畝田。可那時候不是這氣候呀!現在有這政策,我會煮油果,也會開飯店,咱回去照樣能幹!”
擔任農場顧問
不當副總理的生活悠閒清靜。可是,對於幹慣了農活的他來說,並非是一種享受,他總想找些事幹幹。1983年,他給中央寫了個報告,要求到基層做點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他每次到農場去,群眾都很激動,他們一聲聲叫著“老陳”,場面非常熱烈。
東郊農場沒有具體規定他上班的時間,但他每週至少都要去一兩次,深入廠房和田間進行調查研究,和領導談,找群眾嘮,提一些很好的建議。農場職工打心眼裡說:“過去只是在電視裡、報紙上、廣播裡知道陳永貴是個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曉得,他是一個慈祥善良、和藹可親的長者。”他為農場搞活商品經濟,辦好食品廠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幫助農場分析農業生產情況,研究改進生產技術的辦法,為那裡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東郊農場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賓們來農場洽談,總要打聽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賓們顯得更加活躍,洽談生意就比較主動。
他在農場上班一年多,次次開會都參加。有一天下午,農場通知他去開支部生活會,正好國管局也通知他去聽檔案。兩個會碰在一起,該參加哪一個?當司機湯佔新開車到十字路口時,爺爺說:“要麼就浮在上面聽檔案,要麼就深入基層看情況,湯師傅你說說,我浮在上面好,還是深入基層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調個頭,把我拉到國管局好啦!”湯師傅會意地一笑,加大油門,一直開到東郊農場。
他和農場領導、職工們廣交朋友,一起勞動,關係非常融洽。農場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幹部、職工都歡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農場露面,農場的職工們都要請他到家裡坐一坐。他很樂意,從不推辭。一次,食品廠的女共產黨員陳天萍見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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