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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啟登基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弄死鄧通、趕走張釋之,報了私仇。然而,這對劉啟來說還遠不夠,因為對他來說,還有一件大事要辦。要辦成這件事,必須做一些人員調整。
很快他提拔了一個人——晁錯。
這個人的能力很強,對西漢王朝來說,其的影響力不弱於以往歷代名臣,但他的名聲卻不是太好。當然,我也並不是說他是個壞人,對這些搞政治的人來說,是很難用“好”和“壞”來做評定的。
晁錯兢兢業業,說了不少話,出了不少主意,幹了不少事,勞心費力、掏心掏肺地混了一輩子,卻沒能落個好名聲,著實有些窩囊。
但縱觀其一生後,就會驚奇的發現,他之所以會撈得這麼個結果是與其性格分不開的,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急功近利。
關於這個人,是有必要做個介紹的。
公元前200年,劉邦和冒頓正熱火朝天搞“白登之圍”時,河南潁川晁家誕生一嬰兒。他老爹晁太公對政治事件頗為關心,覺得皇帝打的這一仗有點不太像話,被人按住腦袋敲打有點不太好看,但嘴上不敢胡說,因此拿自己兒子尋開心,起了個名字——“錯”。
實際上,這個“錯”字還有另外幾重含義,有興趣的話可以查查字典。
其中這個字可當名詞用。有這麼一句古詩:它山之石,可以為錯。“錯”字在此的含義是:琢玉用的粗磨石。
它還可以當動詞用。解釋起來是:動手(磨擦、塗飾)使金屬器皿恢復本色。
晁太公給兒子起的這個名字真可謂動了一番心思。不得不承認,他真有先見之明,用一個字先行概括了兒子的一生。
高,真是太高了。
待晁錯年紀少長,老爹就給他請了個家教老師,主攻法家“刑名之學”。這一學就是很多年,待其成年已對法家學說頗有研究。
然而這個法律專業的畢業生,卻很有文采,文字功底相當了得,因此小有名氣。漢文帝時期,被朝廷徵召,西入長安,成了一名正式公務員。
而入仕途後,晁錯並沒有繼續搞自己的專業,反而被分到了“太常”手下,在宗廟祭祀禮儀之事上下起了功夫。
法律是以事實為準繩的東西,祭祀則完全是在務虛,按理說就晁錯的專業,不可能會做出什麼成績。然而,是金子在哪都會發光,晁錯在他的務虛崗位上乾的還很不錯,對歷朝歷代的典章制度、傳聞逸事竟然瞭若指掌,這讓領導眼前一亮,很快得到了提拔——太常掌故。
晁錯時來運轉的機會來了。
當上“掌故“沒多久,皇帝下詔,安排了件新差事:徵召學習《尚書》之人。
也許有人會問了,劉恆簡直閒的沒事幹,大張旗鼓地搞這麼一處幹什麼?學不學尚書還用下詔令?
答案是肯定的。
《尚書》是儒家學說的範疇,早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這部典籍也全被付之一炬,基本失傳。後世全憑民間愛好者的記憶,代代相傳。到漢文帝時期,懂的這部典籍的只有一個九十多歲的老頭——濟南伏生。就僅存這麼一個碩果。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尚書》二十八篇﹐就是由他傳下來的。
據傳,這個伏生早年是秦朝博士﹐專治《尚書》。後來秦始皇焚書時,他將《尚書》殘片藏匿於牆壁之中,躲過一劫。
漢朝廢除《挾書律》後,其從壁中取出,亡失數十篇,僅得二十餘篇。他捧著這部典籍,開始在齊魯講學。
然而,當時並沒有多少人對這部典籍感興趣,關鍵原因在於大家都不懂,也沒用處。因此,伏生搗鼓了很長時間,沒幾個人願意聽他講課。
後來這件事引得朝廷的重視,劉恆下詔,徵召能讀《尚書》之人。可此時的伏生已是九十多歲的老大爺,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稍有顛簸,隨時可能散架。沒辦法,劉恆又下詔書:徵召願意學習《尚書》之人。
太常相應領導號召,也出於職責範疇(太常負責禮儀,對典籍記載的傳統習慣是應該知曉的),因此推薦自己的得力干將前去受業。這個得力干將就是晁錯。
對晁錯來說,這是一次鍍金。因為就其隨後的做為來看,《尚書》這本書對他的影響並不大。
在後世,真正把《尚書》傳下來的,還是伏生的兩個學生——濟南張生和歐陽生。後來,《尚書》學發展為三家,即歐陽高建立的“歐陽氏學”,夏侯勝建立的“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學”。當然這是後話,也是一個很專業的學術理論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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