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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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準。”“萬世不拔之功業”{171},“自古所無有也”,“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172}別人歌功頌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處,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樹碑立傳,制銘刻石,大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於鑠六師,用殲醜虜”{173}之類的豪言壯語。
第三,或許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興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現其“雄偉抱負”外,也兼帶有遊山玩水之打算。其實,這樣揣想朱棣並不見得過分,喜歡遊山玩水,向來是帝王們的傳統,那些性情不安分、愛折騰或自以為胸懷寬廣的帝王,尤其在皇宮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個例子,隋煬帝是個例子,朱棣的六世孫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個例子,以後的康熙、乾隆也是個例子。這幾個人性情都比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靜靜,故而喜歡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單說明朝皇帝,就是安靜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很少離開;弘治、嘉靖、萬曆、天啟、崇禎這幾個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興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絕,過於安靜,以致躲到西苑裡不出來,鑽研他的道教,許多大臣多年欲見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們不一樣,當燕王時他就帶著兵到處跑,做了皇帝更閒不住,讓他憋在京城和宮裡,估計八成會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論在南京或後來的北京,正經待在那裡的時間極有限。從他北征途中見著塞外風光而發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駕親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遊者的意識,到處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點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遊”的遊客似乎沒有多大分別;此外,對朱棣來說,塞外也算故地重遊了,年輕時作為燕王他曾統軍來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現在以當了皇帝的心情,到此舊夢重溫,別樣地體驗往昔的榮光———人都是懷舊而自戀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給金幼孜等指點塞外風光時,言談話語間很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炫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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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45)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縝密謀劃的某個龐大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涉及遷都北京、削藩這兩件對鞏固其到手的權力至關重要的大事;換言之,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必須走出北征這招棋。思考不妨從這裡開始:御駕親征究竟有何必要?實際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過一次北征,但是他沒有也不必親自出馬,而由燕王朱棣和晉王朱*9�擔任統帥。歷史上,皇帝向來不可輕動,如想表示重視,派親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義出征,規格就足夠了。徵安南的時候,作為軍事行動,其規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視,但他卻未自己掛帥。他何以單單對北征如此熱衷,每次皆躬親其事?還有,從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實際上是小題大做,甚至所謂敵情也純屬子虛烏有,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們可以留意,在時間上,北征恰恰是隨著營建北京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展開,以及工程開工日近而發生的。我們當還記得,永樂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藉機把皇家陵寢遷至北京,派官員和命理家擇“吉壤”,永樂七年結果出來了,朱棣去北京驗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發動第一次北征。這絕非時間上的巧合,明顯是緊湊弈出的有連貫性的兩手———陵址安置在昌平,顯示了他遷都北京的決心;而以北京為基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則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軍事分量,同時使他得以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以北京為中心,來削弱南京的意義。又如我前面講過的,遷都北京還不是他的底牌,遷都隱含了他另一個處心積慮的目的,即改變洪武時代以幾大“塞王”負責北部邊防的佈局,將後者遷往內地,然後自己來填補塞王內遷所造成的邊防空虛,此係旨在釋塞王兵權、消除權力隱患的苦心經營的一手。而為了顯示塞王內遷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損傷,他必須大張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駕親征”,宣傳其“戰果”,以證明其決策的正確。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從其過程看,明顯不必要,並帶有刻意而為的痕跡;換成今天的話來講,基本屬於為遷都北京和削藩這兩大目的而服務的政治“作秀”。
他這一作秀不要緊,銀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茲以永樂二十年第三次北征為例,我在《太宗實錄》裡找到他所動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項統計數字:
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從之。{174}
這遠非整個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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