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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文學的繁榮又離不開唐太宗的巨大影響力，“有唐三百年風雅之盛，帝實有以啟之焉”。
說到政治制度方面，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在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就曾開宗明義地指出，廣博繁複的隋唐制度不外乎有三個來源：一是北魏和北齊，二是南朝的梁陳，三是西魏和北周。而實質上，梁朝乃是繼承創作而陳朝只是因襲不變而已。因此說，若沒有蕭衍的政治開創之功，也就難有後世隋唐制度的完善。
再具體到學術思想方面，蕭衍“三教同源”觀念的提出，亦可謂影響深遠——它對於佛教地位及其與儒、道二者的關係作出了明確的解釋，從而便為佛教在中國贏得了與儒、道鼎足而立的崇高地位。蕭衍也是繼釋家慧遠之後真正使佛教中國化的實現者，可是偏偏有後世佛家弟子不認同作為政治失敗者的蕭衍，編造出一段他和達摩祖師話不投機、不歡而散的故事來揶揄他，嘲笑他其實並不懂佛學，他們實在是有些數典忘祖的嫌疑。
不僅僅在佛學方面，其實蕭衍對於儒學也是青睞有加，比如他就曾發掘了影響後世儒學極深、作為《四書》之一的《中庸》（唐玄宗曾註解《孝經》），也註疏了大量儒學典籍，並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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