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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1910年9月末的一天,一幕如同兩千多年前的悲壯場景,出現在當世最新潮繁華的天津火車站前。

擔綱主演的,自然不是燕太子丹和荊軻,而是如今天下數得著的幾位清流名士,張佩綸、文廷式、張謇,還有楊度。

對,沒有看錯,在這個時空,張佩綸和文廷式還活著,雖然看上去蒼老蕭瑟,一副隨時可能歪倒的模樣,但看他們的眼神,卻能感受到一股依然旺盛的生機和鬥志。

張謇自不必說,清末狀元之才,卻積極投身工商實業,十多年見,赫然聚集數千萬財產,成為天下清流文人當中首屈一指的金主,一力支援承辦了好幾種報紙,成立多家文社會所,名聲之隆堪稱一時之選。

楊度作為小字輩,在這裡頭卻不是添頭。

他本是被當成清流文人的新一代領袖人物,這幾年更親自主辦了《中國新報》,聯手梁啟超和劉揆一等諸多師兄弟,同志友人,一起推動中國搞君主立憲,試圖重新恢復自古以來之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舊制。是反對大元首遲遲不肯稱制,還弄出什麼兩黨、在野黨、民主黨派等等汙七八糟政策制度的旗手先鋒。

不過在今天,他們四人卻都是可能一去不回的“荊軻”。

要去的地方,是在千年以來都被中原王朝的文人士子視為蠻荒之地的西疆伊寧,差一點就要發配到更名為“夷播海”的巴爾喀什湖畔。

從天津到那裡,妥妥兒的行程萬里之遙,這要放古代的交通條件,基本上一輩子是回不來了<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reads();</script>。

如今雖說有直達列車,奔行十多天就能抵達。可一想到那遙遠的距離,對於這幫子文人魁首而言,跟前清時期流放唐努烏梁海。也沒什麼分別。

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被丟到那裡去,自然是因為這幾個月來。大元首“引蛇出洞”,故意讓楊浩散播出去某些論點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大討論,繼而將這些躲在後臺的大魚給釣出來,最終一網打盡的結果。

之前引發的大討論當中,焦點原本是侷限在“當官要不要做事”,和“理學家並非造成中國文化倒退、導致中國遲遲不能進入現代文明的罪人”等寥寥幾個方面。

其核心,也是圍繞著大元首一力倡導,經過十幾年的精心整理。即將向全國、全世界推行的中國傳統文化通行規範,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駁斥和質疑。

因為按照新的文化規範所說,從《周易》源流而下的孔孟之學,作為中國文化核心要素,其本意除了讓儒家學子學會怎麼當官找飯碗,同時還要學會做事。或者用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理論勉強可以解釋。

而按照新規範的意思,結合大元首授意的言論,則可以歸納為:“合格的官員,首先必須是道德模範,其次要有真才實學。更要懂得民間疾苦,而非只是坐在上層離著民眾幾千裡憑空想象,胡說八道。再次。官員要做事,不能光空談,考核標準也必須是所轄民眾的平等興復指數,而非製造種種祥瑞,編造各種謊言,搞什麼粉飾太平,處新紀錄的創造所謂太平盛世,糊弄領袖去當所謂的聖君,然後把這個當成自己功勞。寫進歷史記載當中。”

雖然沒要求他們跟范仲淹似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沒指望他們做到“為人民服務”“、吃苦在前,享樂在後”。可最起碼的,你不能尸位素餐,光拿工資不幹活。

被拿來當反面教材的,就有北宋那些宰相們。一個個拿著幾千萬的高工資,卻只會在朝堂上勾心鬥角,往皇帝臉上噴唾沫,以干預皇帝私事為樂,誇張到皇帝多跟哪個嬪妃上-床幾次,他們都要管!甚至還幹出把嬪妃從皇宮裡拉出去弄走的事情。

全國億萬人中出來的頂尖兒人才,整天圍繞著一個皇帝轉圈兒動腦子,可想而知天下大事會搞成什麼樣子。

新規範明確要求了文官應有的基本素質,那麼“嚴苛”的考核辦法,理所當然的引起廣泛的爭議和抵制。

這跟之前革命戰爭階段強推的革新制度還不一樣,這可是要用來教育千千萬萬子孫後代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話,從宋代以來的中國文人那種優哉遊哉的生活方式,可以宣告永別。

文人階層沒了高人一等的地位,沒有超脫法律的特權,這怎麼能成?

他們原來還指望著,等國內大局穩定之後,就開始按部就班恢復這一“傳統”的,結果發現大元首動真格的,要玩法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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