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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喪失信心,迫切需要新的理論和政策,於是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因應之道,而此書也為他奠下不朽的聲譽。他主張國家干預,並認為透過政府的充分就業政策可以使經濟從衰退中復生。
�杜林(Eugen Dühring,1833—1921):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作家,也是德國主要的實證主義者。因攻擊軍國主義、*主義、宗教和猶太教而樹敵甚多。現在回想起來,赫姆應屬於凱恩斯學派�,卻比凱恩斯早了40年。他認為國家干預有其必要,然而一般傳統的看法則不能接受經濟受到政府的干預和操控,或者只相信供給面的管理。赫姆認為政府應該操控貨幣、信用和金錢,但傳統的看法卻認為這種操控沒有效果,終將失敗;他更相信增加消費者的購買力將是經濟復甦的萬靈丹。然而在1890年的時候,卻無理論工具,也沒有資料來支援這種革命性的理論。從某方面來看,赫姆實在是個不善表達的先知,而不是有系統的思想家。從赫姆的經濟學觀點來看,可看出他的怪異,和他對父親的態度有點異曲同工之妙。這點,我們要從赫姆所崇拜的經濟學英雄杜林�談起。
如果說杜林在經濟學歷史上有什麼地位,那就是他是恩格斯的箭靶。在《反杜林論》(Anti�Dühring)這本*主義的經典之作中,恩格斯對杜林大肆攻擊。不用讀完全書,我們就知道恩格斯的立場了。對《反杜林論》一書的讀者而言,杜林已經完了;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赫姆·施瓦茲瓦爾德。赫姆在索斯諾維次大學求學時就讀過《反杜林論》一書,自此反而對杜林佩服得五體投地,終生不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赫姆每年都會去德國東部的耶拿——一所小小的大學,他的英雄就長眠於此。赫姆在杜林的墓前獻上花圈,流連憑弔。但是杜林之所以吸引赫姆,並不是因為他的經濟學,赫姆至為精明,知道杜林的腦筋實在是像一團糨糊。讓赫姆傾心的原因,是19世紀的經濟學家中,只有杜林極端而且強烈地反猶太。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亞(6)
這種反猶太的情結當然要比希特勒來得早。當時反猶太不見得一定會有什麼後果,赫姆並不是唯一以反猶太來解決自己內心衝突的歐洲猶太人,*也是一樣,和赫姆同時代的人,如維也納的弗洛伊德以及法國的柏格森�也是,藉著反抗,來面對自己的猶太血統。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作品《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就探討了這個問題。赫姆不像*那樣對猶太人不具任何個人情感。他的妻子是猶太人,唯一的好友,一位維也納的銀行家,也是猶太人;當時那些銀行家大都是猶太人出身的。這個銀行家好友信奉的是正統的猶太教,從他教導兒子的方式可見他的宗教狂熱。他兒子是我的同班同學,班上那麼多猶太人,就他一個人每星期六都不讀書、不寫字或是不背書。猶太長老的兒子也在班上,他都沒這樣。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國哲學家、作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生命哲學和現代非理性哲學的主要代表。當然,赫姆不會刻意隱瞞自己純正的猶太血統,然而他還是認為猶太人是現代世界的罪惡之源,更因為猶太人多是中產階級,貪得無厭而且精打細算,而認為他們是毒害社會者。身為猶太人對他來說,並不是種族或是宗教的問題,而與態度和精神有關。赫姆自己知道他已棄絕猶太人多年了,而且儘可能表現得完全不像個猶太人。
當時,奧地利的官場可說是相當冷酷,派系恩怨很多而且見不得別人好,因此實在令人想不到像赫姆·施瓦茲瓦爾德這種人會有立足之地。他這個人脾氣暴躁、粗魯,欠缺謀略,令人退避三舍;從名不見經傳的索斯諾維次大學畢業,而非自維也納大學出身,還放棄財政部的要職,跑到“商業博物館”服務。他的妻子和他一樣激進、反猶。他們沒有錢,也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卻對每一件事都有意見,而且常高聲表達自己的“高見”,不是*了別人,就是讓人覺得可笑,再加上那惡毒的舌頭,和他交往過的,多半成了敵人。這樣的一個人就像是阿雷欽(Sholem Aleichem)作品中的反英雄角色,或是伊撒·辛格(lsaac Bashevis Singer)寫的猶太人悲喜劇中的人物。
然而,赫姆還是力爭上游。有一次,他終於有機會晉身成為樞密顧問官,也就是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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