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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職場的時間這一真實的需求正變得越來越強烈。但不管原因是什麼,總之在發達國家裡,新人加入勞動大軍的入門年齡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以至於任何一個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成為一個永遠不會受到重視的“輟學者”的危險。從性質上來說,這意味著在如今進入職場的年輕人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肯定多數是男性)抱有傳統的非技術職位無法滿足的期望。他們期望的是一項事業而不僅僅是一個職位。他們期望以專家的身份工作,期望擔任管理的、專業的或者至少是技術的職位。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心理上,他們都不打算或者不適合擔任昨天的職位——農場上、工廠裡、礦井中的工作,或者是任何別的體力勞動。
總而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40年,勞動大軍主要由男性勞動者構成,他們靠自己的雙手在工廠或農場中勞動。20世紀80年代的勞動大軍是兩性的。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勞動大軍中女性(尤其是50歲以下的女性)的比例都等於男性的比例,儘管有很多的女性僅僅是兼職工作。其次,在如今的勞動大軍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數量越來越多,而且他們幾乎不會從事傳統職位,不管薪水有多高。這支勞動大軍是多來源的:其中的主力仍舊是全職工作的成年男性一家之主,但全職工作的女性以及作為一家之主的女性(主要是離婚者)也日漸增多。其中的兼職者也越來越多:工作女性;仍舊在讀或者尚未準備好開始職業生涯(更不用說建立家庭了)的年輕人;根據官方報告已經過了退休年齡但仍舊可以從事幾個月的全職工作或兼職工作的老年人等。
在所有的發達國家裡,加入勞動大軍並樂於從事傳統職位的年輕人將非常緊缺。我們面臨著適合於傳統職位尤其是傳統制造業職位的傳統工人的短缺。
在西方的發達國家裡,這種短缺還不會在幾年內突顯出來,因為生育高峰的最後一代人正在成長起來。但是,將在1980年從美國的各所院校中畢業的那些年輕人,大都出生於1959年——生育高峰的最後一年。在那之後,適合於入門職位的年輕人的數量將迅速下降——儘管在其後的幾年內,美國擁有學士以上學位的年輕人的數量仍將很高。在生育高峰最後開始也最後結束的德國,直到1984年都將有充足的年輕人供應給勞動大軍——但這種局面不會維持到1984年之後。在那之後,在發達世界中的所有國家裡,年輕人尤其是適合於傳統職位的年輕人將供不應求,其短缺的程度將達到發達國家的歷史最高水平。在第一個遭遇“生育低谷”的日本,這種短缺已經發生了。 。。
第3章 管理鉅變:新的人口結構和新的人口動態(6)
在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及其歐洲的衛星國,這種短缺的狀況將是最嚴重的。在那些國家裡,沒有生育高峰的最後一代人可以緩解這種短缺。加入勞動大軍的女性比例已經非常高了。而且,就是因為退休金太低,所以退休者也已經在工作了——至少是做兼職。唯一可用的勞動力供應被鎖在了世界上最沒有效率的農耕系統中,而且偏偏是在這種系統已經在技術上和經濟上變得一無是處的時候。
發展中國家則面臨著幾乎與發達國家截然相反的人口結構。的確,在這些國家裡人口的預期壽命也提高了,所以也會有更多的老年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中國家重要的人口改善是嬰幼兒死亡率的急劇降低。在1938年,每10個在墨西哥出生的嬰兒,只有兩三個能夠活下來並在20年後還有工作能力。而在20年後的1958年,每10個在墨西哥出生的嬰兒,已經有七八個能夠活下來並具有工作能力。墨西哥代表了整個發展中世界:東南亞和非洲、拉丁美洲和蘇聯的亞洲部分。這並不是因為出生率提高了——這種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誤解。實際上,世界各國的出生率都已經降低了。但是,嬰兒存活率的上升要比出生率的下降更快。
在墨西哥,如今每千名育齡婦女的出生率要顯著低於1938年。但是,如今可以長大成人的嬰兒數量卻是過去的三四倍——這意味著人口以及年輕人數量的巨大增長。
這種增長直到1960年還沒有開始。在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總統任期的第一年,當專家們為拉丁美洲設計了“進步聯盟”(Alliance for Progress)時,他們還沒有預見到人口動態的任何變化。他們也認為嬰幼兒死亡率會下降,但只是略微地、緩慢地下降。然而在接下來的5年裡,從1960年到1965年,拉丁美洲的嬰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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