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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六年,無疑是個十分美好的年份。
時年天下無兵戈之難,無風雨之患,國家承平,河清海晏。
在寒冷的冰河時期,遇到這樣一個風調雨順的年份實屬不易。
最大的災害發生在,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為此朝廷一度還擔憂要不要下發政令,檢討聖朝之過。
按照前漢的傳統,發生日食、月食、地震之類的災害,都會罷免三公之一,為皇帝背鍋。
因為日食,民間的清流又再次跳了出來,指責工業區誤國,這是蒼天對濃煙的示警,鼓譟要朝廷設定祭壇,派遣高官祭祀,告上天懺悔其罪,請求赦罪。
張瑞卻強勢制止了朝廷百官的胡思亂想,並派錦衣衛一口氣抓了十幾個最為跳脫的清流,幫他們建了一個祭壇,讓他們在上面跪著禱告一天一夜,期間滴水不得進。
效果十分顯著,天下所有人,都心悅誠服的認識到了,朝廷是光明至德的,所謂天狗食日,乃是警示君王一類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愚者之論。
再也沒人敢在明面場合上汙衊朝廷君王不道,政局紊亂,得罪了上天。
至於私下場合,學術的事情,張瑞還是交還給了學術。
對於日食的認識,諸夏古人其實沒有想象的那麼愚昧,也就是幾百年後的唐朝太史丞李淳風便認識到了日食是一種天文現象。
並結合曆法,準確的預言了日食的日期與具體時間。因此說服了李世民推行新曆法。
孟朝距離唐朝雖然隔著漢末、三國、兩晉、南北朝與隋唐,但相距其實只有四百年。
就連灌鋼法的技術,這之間都是一脈相承,沒有多大的代差。
兩者之間的科技差距並沒有多大,但孟朝有的科技,絕大部分唐朝都沒有。
比如科學院、長安學宮、遠望鏡、玻璃與地圓說。
這導致長安學宮的天文學院其實也已經發現了日食、月食都是天文現象的一種,藉著這次日食,長安學宮橫掃了儒家的天人感應學說。
除了日食這個小插曲,建康六年各地都一片欣欣向榮。
利國利民的水利設施平地而起,關東郡國尤為受益。
所謂的精耕細作,農業生產水平等等,都與水利設施息息相關。
這一點,大明朝便是孟朝的理想。
經過諸夏數千年的開發,明太祖朱元璋在開國年間的大興水利等等,明朝的農田生產力基本達到了自耕農社會的極致,基本都有發達的水利設施。
尤其在南方,受到的大規模戰亂較少,農業設施儲存的更加完善,是著名的魚米之鄉。
也正因如此,南方才有繁華的經濟,出現所謂的資本萌芽。
唯一的遺憾是,這富庶的商業經濟,幾乎不納稅。
張瑞沒能親眼目睹過明朝江南的風景,不過在閱覽了民部上報的奏摺後,張瑞覺得孟朝關中應該也大抵就是大明江南的模樣了。
到建康六年,關中水利已經建設到了極致,已經足以確保每畝地都有水利灌溉,每片良田都得到了精心照料。
在精心選種、堆肥灌溉、精耕細作下,一處普通的農田,也能產量三石八斗,如鄭國渠灌溉的良田畝產量更高達了八石有餘。
這個數字與明朝記載的“豐年上田畝出谷三石,次田兩石,下田工石”已經極為接近。
明朝的一石約等於漢朝的兩石半,所以孟朝如今雖然還不及明朝,但也已經能夠望見項背。
孟朝優於明朝的一點在於,孟朝可不是隻徵收平民百姓的賦稅,逮著農民拼命壓榨。相反,孟朝的徵稅重點一直在那些富庶多金的豪族身上。
對平民百姓、家庭手工業者,官府官吏被嚴格約束了手腳,誰敢亂伸爪子,鋼刀絕不留情。
但對豪商大族,官府則反其道而行之,設定了專業官僚,嚴厲、密集的監控著每一戶豪族的納稅情況。
在孟朝,這些豪族作奸犯科,可能不會有多大後果。因為官府允許贖刑。若是能與被害人達成諒解,協商賠償成功,官府也不一定會揮下屠刀。
但若是偷稅、漏稅被官府查到了實證。這可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輕則數倍罰金,重則鈴鐺入獄,不但家產充公,交給皇帝少府,其本人也要充為隸臣妾,日日勞作。
這就註定了,天下豪族的繳稅情況會受到民部與少府雙方的關注。
甚至於少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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