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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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謹慎從事，不違犯公平收租的

原則。太平軍叛亂以後，長江中下游各省人口銳減，地主一度相對地較弱，

收租有困難。②

一些　２０　世紀的觀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長江下游直到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或更晚些時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圖的投資。儘管地區間不盡相同（特

別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國大約有　４０％的農業土地出租。而且所有

權分配不均，大約　１０％的人口劃分為地主或富農，佔有　５０％以上的土地。①若

乾地區的詳細研究表明，在民國時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幫助較多，而

租佃契約給佃戶的保障則較少。地租的負擔常常很沉重，但很難說租佃具有

任何一種經濟影響。

在清代和民國的大部分時間裡，農業經濟為相互勾結的地主上層人物（在

清代常為有功名的鄉紳）、商人和高利貸者所把持，這種論點更有說服力。②

這一階層透過地租、利息和價格機制，吸取了農民的全部剩餘。同時，透過

借貸和購買土地不公平地為農民的生計通融金錢，並透過購買商品作物，通

過向家庭手工業銷售原材料和購買其產品，把農戶與市場聯絡起來。這種經

濟迴圈關係雖然靈活，很可能已經阻礙一個新的階級，即富裕的農民，或其

他既有資本又有積極性引進技術改革的人的發展。人口的壓力和繼承人之間

均分土地的社會慣例，造成了佔有土地的分散，又進一步阻礙了農業財富的

集中。一般說來，農村的人要求穩定的安排，各個方面從中能夠保護而不是

擴大他們的利益。這樣一些模式很難打破。在市場結構的城市一端，有種種

類似的迴圈體制的模式。

中國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時，是很有企業才能的。寧波的方氏、李氏

及葉氏家族開創沿海貿易，而且在上海參與開辦對外貿易。江南絲商能很快

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機會。在　１９　世紀末，有一個有進取精神的市場行為的突出

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對外商控制蠶絲出口價格的不成功的挑戰，他有

兩年收購杭嘉湖地區大量蠶絲，不讓其進入出口市場，終致破產。中國商人

① 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　408、412—413　頁；陳張富美和邁爾斯：《習慣法與

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第　16—20　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76—90　頁；裴宜理：

《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　年》，第　25—33　頁。

② 關於收租賬房（租棧），見村松祜次：《清末民初江南地主所有制引證研究》，《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

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1966　年　10　月），第　566—599　頁；和弗蘭克？A。洛耶夫斯基：《蘇州租棧：晚清

的佃租管理》，《清史問題》第　4　卷第　3　期（1980　年　6　月），第　43—65　頁。關於佃租的減免，見洛耶夫

斯基著作，第　53—55　頁；馬克斯：《華南農民社會與農民起義》，第　338、362—363 頁；趙岡：《中國

明清土地所有制模式新資料——研究筆記》，《亞洲研究雜 志》第　40　卷第　4　期（1981　年　8　月），第　733

頁。關於太平軍叛亂的後果，見 格羅夫和周錫瑞：《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第　417—418　頁和同時期

的新聞報道，如《申報》，1878　年　3　月　5　日第　3　版。

① 關於土地分配和租佃的估計數字，見周錫瑞：《數字遊戲，革命前中國土地分配的一篇筆記》，《現代

中國》第　7　卷第　4　期（1981　年　10　月），第　387—411　頁。

② 河地重造